恢复新建伯只是肯定了王阳明的“事功”，围绕他的学说，新一轮的“定论”又在酝酿。隆庆元年时，耿定向等人就上疏称赞王阳明的学说，试图彻底推翻嘉靖朝的廷议结果。而这，还只是开始。
既然王阳明有“阐圣贤之绝学”的功劳，那他有没有资格从祀孔庙？这个问题从隆庆年间一直吵到万历十二年，期间张居正等大佬纷纷下场参战。反对者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损害朱子学，甚至惑乱人心。支持者不仅尊崇王学，还把陆九渊摆出来做例子，说朱学并未因陆学而废，陆九渊也从祀孔庙，为什么王阳明不行？
大臣们争吵不休，最后把皮球踢给了皇帝。
礼部尚书沈鲤的本意是通过皇帝之口，彻底否定王阳明从祀的门路，毕竟万历的爷爷嘉靖把王阳明从头到尾否定了一遍。但是，万历皇帝受到申时行等内阁大臣的影响，也出于“叛逆”张居正的念头，偏偏批准了王阳明从祀孔庙。从此，王阳明成为了明代以军功封伯的三文臣之一；得谥号“文成”的二文臣之一，从祀孔庙的四文臣之一。可谓前所未有。
晚明大文豪王世贞称王阳明“文武勋德，为我朝冠”。近代以来更有“五百年来一完人”，甚至“中国最后的圣人”的说法。在这一轮的“盖棺定论”中，王阳明全面翻红，成为顶流人物。
一百多年后，中国的清朝编修完成《明史》，在《王守仁传》的“赞曰”部分再一次做了“定论”。较之于明朝人评价王阳明先事功、后学术的态度，清朝人更为肯定王阳明的学术，认定王阳明的事功主要得益于其学术。但是，清人在夸赞的同时，也批评了王阳明自诩圣学，傲视程朱，贬低同辈的态度。
在嘉靖年间，想赞颂王阳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万历以后，想要批评王阳明也变成了一件有些困难的事情。
王世贞曾有评论：“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在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思想颇为自由活跃的万历后期，讲求自我意识，强调自我价值的心学可谓完美契合了士大夫的需要——有志于建功立业者，可以用“追求本心”鞭策自己。只想荣华富贵者，也可以用“本心指引”为自己开脱。
在“本心”的引领下，只要你能说服自己，你做的事情就是对的。晚明文人本来就容易剑走边锋，甚至行极端之事，阳明学所具有的解释空间正符合了他们的诉求。在后学的追捧下，王阳明很快走上了神坛，阳明之学更是风靡一时。
近代以来，王阳明的地位一度比晚明还要高。1926年中国思想家梁启超在对青年的演讲中，将“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去做”称作“唯一的救济法门”。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据说随身携带一块印章，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民国总统蒋介石自谓王阳明的忠实信徒，称阳明心学为“终生的食粮”。就连另一位非常着名的人物年轻时也深受王阳明的启发，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撰写过《心之力》一文，得到老师杨昌济的器重。
时至今日，自称崇拜王阳明、尊奉阳明心学的人依然很多，《王阳明全集》多次再版，据说，不少都被各位董事长、老板收到了办公室的书架里。面向企业家级别的“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已经召开了许多次，还有的公司专门花时间与员工讨论阳明心学。
无论是作为儒学，还是作为哲学，成系统地学习阳明心学显然都是有门槛的。但为何这么多人都能来追捧呢？或许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王阳明的地位太高，追捧他的名人太多，于是跟着追显然没错。另一个原因在于阳明心学看起来并不难学，不就是自己修炼心性吗，闭上眼睛，想想自己的雄心壮志，似乎就成了“心学”。而越想越开心，越想越兴奋，恨不得马上加班加点去付诸实践，这似乎就是“知行合一”了。
那么大家想一想，王阳明到底是圣还是人？其实我前面的讲述已经已经很清晰了。
另外，阳明学在日本的火热也是例证，日本虽然早早就引入了阳明学，但尊崇的高峰发生于幕府末年、维新时期。当时的日本处于多灾多难之际，阳明学的责任感与体验心深深启发了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使团考察西方，就深受阳明学知行之说的推动。正因如此，才有“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的说法。
回归本身，近代以来阳明学说深受追捧，自然也与当时中华民族身处的境况息息相关。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与维新之初的日本具有类似的情况，都急迫渴求改变现状，像王阳明这样既有学术成就，又以“事功”拯救国家的伟人自然受后人尊崇。另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心学更容易表现为具有实操价值的方法之论。从“致良知”到“知行合一”，这个过程可以简单解释为树立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去努力，期间初心不改，百折不挠，直至于成功的历程。尤其在艰难的时局中，阳明心学的哲理表达更有滋润心灵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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