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告诉我们，这种壶叫子冶石瓢，由清朝紫砂大师陈曼生所创器型，同期着名文人瞿子冶在壶身刻绘而得名，相比以往曼生石瓢，其壶身、壶把的三角形更为规整，被称为“瘦壶”，透出一股刚韧之气，抑扬顿挫，挺拔凛然。
师傅的这把壶，出自民国紫砂名家裴石民，从“司奇治陶”的底款来看，再结合壶身包浆，应为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所做。至于壶身所刻蝈蝈形象，及“心静则清”四个字的笔法，倒像出自裴大师的至交好友，金石名家潘稚亮。
这把壶是师傅九十年代一个偶然机会所得，当时师傅在盛德典当行做鉴定师，就像今天胡师哥的角色。一个中年人拿了些古玩来当，有几幅字画，都是民国至解放后沧海本地名家所作，还有些古泉、鼻烟壶一类的玩意儿，其中就包括这个紫砂壶。说是家里老人留下的，老人过世了，几个儿女都不热衷此类，就想着卖了换钱，贴补家用。
字画、古泉一类都好鉴定，只是这把裴石民作子冶石瓢，典当行里的老师傅都看不准，因为裴大师作品多为仿生，比如着名的天鸡壶、凤首壶、狮球壶，再有就是仿清代名家陈鸣远先生所做水盂，中规中矩的石瓢类作品却是很少。
“当时这把壶对方开价两万元，店里老师傅们稳妥起见，都不主张收。可我就是觉得这把壶有种沧桑感，那种老物件所特有的沧桑感，尤其是包浆，深入壶体，是时间的沉淀才有如此美妙的光泽，绝不是现代做旧的贼光所能比拟的。”
师傅抚摸着手里的紫砂壶，眼睛看向车窗外，一脸陶醉，似乎在回忆当初自己如何认定这把壶一定是真的，又把它收入囊中的过程。
“师傅，后来呢，您是怎么说服典当行收下这把壶的？”我回过头看向师傅问道，此刻老鹏在驾驶汽车。
“他呀，准是又自掏腰包买下来，还用得着和典当行师傅商量？”师傅还没待开口，郑姨微微笑着说道。
“哈哈，嫂子，你咋知道得这么准？”师傅哈哈哈笑了起来，“软磨硬泡才磨到一万元，这还是我要买摩托车的钱呢。”师傅笑着摇了摇头，要知道，当年能开上一辆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可算是师傅这代人最大的心愿，能想到师傅下了多大的决心，才肯舍弃摩托车，拿下这把紫砂壶。
“下乡那会儿不也这样，记得不，你和永军为了一块儿叫啥造币厂银元，给了人家五斤白面呢，那可是你们俩过年的口粮，为这个过年都没吃上饺子。”郑姨笑着回答，眼神里还有当年那份不理解，更多的却是肯定与欣慰。
“哈哈，值！自己喜欢就值得！”师傅显然不后悔当年的做法，这其中也不乏逗郑姨开心的意思。
“当时我自己找到那个卖壶的中年人，问清了壶的来历。中年人爷爷是国民党军官，还是个师长，这把壶最早就是他收藏的，49年他随国民党残军败退台湾，大儿子，也就是中年人的父亲留在了大陆，小儿子跟随他一起到了台湾，这把壶和家里一些老物件儿，也就都留了下来。当时已到九十年代，中年人一家已和台湾的叔叔重新建立联系，还拿出与台湾互通的信件给我看。”
师傅顿一顿，满含笑意看着紫砂壶，一手捧着，另一手轻轻摩挲，“知道了传承，我就更确信这把壶是裴大师所做，就立马拿了下来。要知道，虽然解放前裴大师已逐渐崭露头角，但民国紫砂大师众多，如顾景舟、邵云如、任淦庭、范大生等，在当时裴石民相对他们还要逊色一些，有人能在那个时代舍弃其他大师，去仿裴石民的作品，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收古董，首先看直觉，好的东西一定是美的，才能传承下来，再看来历，还要看逻辑，是不是有不合理的地方，得多动脑子。”师傅看向我补充道。
“嗯，我记下了。”我一本正经得点点头，“只要不让我认秤，啥脑子咱都愿意动。”一句话把郑姨和师傅都逗乐了，我也调皮得挠挠头。
“师傅，后来您又鉴定过这把壶吗？”我接着问道。
“那是2000年前后，在杭州，通过朋友介绍我见到了潘稚亮先生的孙女潘莹女士，她旅居海外，也是着名的收藏家，受家庭熏陶，在金石鉴赏方面颇有造诣。经她确认，此壶的确是石民先生所做，但题跋和篆刻却出自她的祖父，稚亮先生。”师傅接着说道，“这把壶追随我二十几年了，希望它能传承下去，就像你家的玉麒麟。”
“哈哈，师傅，它一定能传承下去，要是摩托车嘛，可就未必咯。。”我笑着调侃，最近和师傅开玩笑越来越多，发现他也不像原来那么严肃了。
“臭小子！”师傅笑骂一句，眼睛又看向窗外。
我们是在第八天中午赶到的阿尔苏市，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的一座小城。路上师傅不时给我们讲起收藏的故事，还有插队下乡时和永军叔的趣事，也不觉得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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