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啊，冯过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宗泽由衷的钦佩，在大定官场，这位是少有的头脑清醒者……倒不是说资哲、辛弃疾等人就是糊涂的，在剖析大定国内外形势一事，这些忧国忧民者大抵有着思想局限性，看的不够透彻。宗泽则不同，他非止清楚大定国内所存在的弊病，更能客观地解读大定所处的外交形势，甚至还敏锐地认为女真人的崛起于大定绝非好事，就此而言与朝野之间的普遍认知是大相径庭的，恰恰也是最正确的。
其为人刚直豪爽、沉毅知兵，且博学广识、文武兼备，不负“宗泽之忠勇，较（种）师道尤过之”之誉。
在这么一位亦师亦友的名臣面前，冯过觉得自己可以“肆无忌惮”的说些真话、实话。
“那我就姑妄言之，有不当之处还请指正。”冯过坐正，组织了下语言，慢慢说道：“农民运动在历史上各朝各代都不同程度爆发过，一般发生在王朝的中后期，基于政权腐败导致民不聊生，百姓揭竿而起。依惯例，在血雨腥风夺得天下后，立国之初的君王往往励精图治，朝廷政治清明，民间休养生息，开垦荒地，促进生产力恢复，此时爆发农民起义的概率是很小的。”
“本朝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活跃，朝廷经济收入总量比较大，且有着一套最为完善的赈济体系，即使出现灾荒，流民随即编入军队，灾民也能及时得到救济，相比其他朝代，很少出现饿殍遍地的现象。但在如此情形下，为何本朝还会爆发如此多的农民暴动呢？在我看来原因大致有二。”
“原因之一是田制不立，乱象之源。本朝承晚楚五代，由于长期兵荒马乱，导致民间土地荒芜，无人料理，虽然太祖基本上是以和平的状态建国的，但对于民间土地总量政府根本无从知晓，更何况百姓个人土地数量，收取税赋当然也成了一笔糊涂账。田制不立，田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者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古为薄。土地分配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对于豪强侵占土地隐而不报这个核心问题，只是隔靴搔痒而已，土地乱象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仁宗朝时，大中小地主占了全部人户不到百分之二十，但却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大地主占有百分之七十。相反，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三十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却只了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五，而占全部人户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客户则完全没有土地。正所谓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也。”
“由于政府对土地兼并的问题不加解决，甚至采取放任态度，断绝了生路的劳动人民开始了反抗之路，于是天府之国的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之乱、水泊梁山爆发了宋江之乱、洞庭湖有钟相杨幺之乱，经济最为发达的两浙也爆发了方腊之乱……”
他喝了口茶，话匣子可算是彻底打开了：“原因之二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土地分配早已不是寡与均的问题了，已经走向了极端，八成民众占据着不到两成的土地，却要承担全部的税赋，苛税之重，闻所未闻。朝廷前期是放任土地自由买卖的，本朝允许民间按经济规律对土地进行流转配置，朝廷不再加以干预，只收取登记费用，至于租佃的契约，则多半由私人之间决定。朝廷的初衷是以此来促进生产力提高，顺便增加税收，但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由于政府对豪绅地主们庇护纵容，导致民间土地兼并现象日益突出，其中大多数并不是按照政府设定的程序正进行的，豪绅地主豪夺霸占，无所不为，自然是绝不会去官方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缴纳费用。为了少交税，更多的地主则钻着政策的空子，有的把土地的全部或一部分名义上捐着寺观，从而免去部分赋税，有的则趁火打劫，与佃户签订阴阳合同，只购买土地而不承担税收。其结果是，民间的土地绝大多数集中在这些豪绅地主手里，而广大的民众都成了无立锥之地的穷汉了。”
“同时，这些豪绅地主、富商大贾们还都享受着政府的免税免役的特权，占据着十分之八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政府的税收由拥有不到两成土地的自耕农和佃户来承担。所以当年王小波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时，立即获得了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
冯过咳了声，感觉自己说的太多，赶紧匆匆总结道：“当官员、冗兵一年多于一年，朝廷日益奢侈腐化时，为了不损害大地主、权贵的利益，只有向人民加税，结果是人民身上的赋税是一年重于一年，不堪重压下，民众才会聚集起来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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