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成本低哪，你好我好大家好。
本朝对待起义的态度，始终是以招安为主。之所以不选择强攻，因为皇帝有如下苦衷。
一、本朝的地方兵力十分虚弱。立国之初，鉴于楚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尾大不掉的教训，采取了“强干弱枝”之策：朝廷的边军和守备国都的禁军兵力强大，但地方州郡的兵力却十分虚弱。
在咸平三年，黄州知州向朝廷上奏当时地方守备如何松懈：
“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
此时距离大定开国刚刚过去了四十年，地方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但这并未引起朝廷的警觉，地方上优秀的士兵，还是被源源不断调往边境，防备北燕和西宁。
二、文臣不想大动干戈。大定“重文轻武”，文臣获得了充足的话语权，皇帝也信誓旦旦：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而大定许多宰执大臣都出自贫民阶层，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吕蒙正和范仲淹。
吕蒙正年幼时母子被逐出家门，贫困不堪，他自述是“思衣不可遮其体，思食不可济其饥，上人憎，下人厌”，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后来成为状元宰相。
范仲淹自幼一贫如洗，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但这也没耽误他日后成为一代贤相。
这些寒门子弟能通过科举走上高位以后，更加能懂得民间疾苦。因此，对于这些为了生存而不惜铤而走险者，更多了恻隐之心。
另外还有一点，从文臣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希望打仗的。一是文臣们不希望武将通过干这些相对“简单”的活而得到提拔；二是如果皇帝让文臣们去领兵，而他们可能会把局面搞得更糟。
三、频繁动武太烧钱。大定一朝，深受“三冗”的毒害：冗官、冗兵、冗员。所以，尽管经济发达，但因其被“三冗”所拖累，仍然是“积贫积弱”，所以，再挤出仅有的银子去平乱，实在不划算。
动用武力不仅太烧钱，还容易引起后遗症。比如，一些将领为了贪冒战功，很可能会滥杀无辜；一些士卒为了中饱私囊，很可能会烧杀抢掠。
这些行为，都会对当地的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会让起义死灰复燃、反复发作，成为王朝的心病和永远填不上的窟窿。而如果选择使用招安的制度，那么其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
通过招安，一些没有成气候的起义就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平息，不会闹到不可收拾。
通过招安，一些绿林好汉被朝廷开出的优厚条件所吸引，不仅不再作乱，反而会摇身一变成为官军，向自己的“同行”反戈一击。
以大定皇帝热衷于招安并“以暴制暴”来看，宋江参与到了平王虎、田庆的战役，是非常有可能的。
李纲便这样总结招安的妙处：
“以弥内乱，一也；以御外敌，二也；善良胁从者，可散而归田亩，三也；强猾勇敢者，可籍以备行阵，四也；以盗贼攻寇仇，胜则享其功，败则不足惜，五也。”
先落草，再招安，后做官，这几乎成为大定庶民走向“人生巅峰”的独门上升通道，为什么这么说呢？
本朝实行招安的初衷，不是出于对起义者的深深同情，而是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消灭其他的匪盗，以达到“以乱治乱”的目的。而为了吸引宋江们受招安，朝廷当然要开出合适的“价码”。比如，赦免他们的所犯之罪，同时给予加官进爵。
而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讲，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种比较低级的生理需求以外，还有追求成就、获得他人尊重、达成自我实现的高级需求。
在那个时空，宋江被招安是其最好的归宿。他曾以一支精干的力量横行河北、山东，官军数万莫不能当，但张叔夜仅仅用简单的谋略就将其逼降。
很显然，这只能说明北宋末年的地方官军，战斗力已经掉到了渣都不剩，而宋江们的战斗力并不能说是强到逆天。
历史上的这种流寇式打法，如黄巢、李自成等，其规模虽然达到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最终结局无不是覆灭而已。
这些，是可以预见的。宋江闹的越凶，只不过是想要获得更大的被招安的筹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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