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着就是名着，《西游记》出现在这个道教盛行的时空，一经推出便风行开来，影响甚剧。
不多时，虽然全书远未完本，却已引发多方面关注，纷纷讨论其内核思想。
大部分人认为，此书主题的表现将全真道的教义内涵被发挥的淋漓尽致，许多术语和诗词均来自道教内丹学经典。显而易见的是，作者乃是一位精通儒、释、道三教以及金丹学、易经八卦、阴阳五行、中医经络等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所表达的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来表现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委实了得。
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几乎多数是从道教全真道经典着作《性命圭旨》等书中脱胎的，内容是假借取经故事而宣扬金丹大道。
但也有人认为，从《西游记》中钩稽出《参同契》的奥秘，泄露了《悟真篇》的天机，在佛教取经故事的外衣下，实质是宣扬三教合一的性命之学。
但有一点是公认的，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翱翔着无比丰富的想象的翅膀，描绘了一个色彩缤纷、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创造了一系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这个超凡入圣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在奇幻世界中曲折地反映出世态人情和世俗情怀，表现了鲜活的人间智慧，具有丰满的现实血肉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西游记》以它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把读者带进了美丽的艺术殿堂，感受其艺术魅力。
有人便如是评论：“《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心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总而言之，《西游》一出、轰动文坛。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此书在瓦舍已有说书人在讲说，引发市井之间口口相传，真正做到了老少皆宜、男女通杀。
汴京城内娱乐场所多，分布范围广，且占据了城内商业中心和繁华地段。瓦子、勾栏、酒楼、茶坊多分布在马行街、潘楼街、朱雀门外街巷、旧曹门外街巷、宋门外街巷等这些商业区和其他交通要道旁。
就瓦子来说，像桑家瓦子那样可容纳数千人的大瓦子，除了有勾栏经理人之外，管租金和收益的财务人员、管场地出租和仓储的管理人员、负责演出策划的设计人员、负责广告的宣传人员以及各种伙计。
勾栏瓦舍里的“说话人”在表演节目时，不仅可以做到所述内容丰富，还能保证“说话”的方式的优雅性和观赏性。除了说话时要做到绘声绘色，说话人一般也是学识渊博、博古通今。
他们所讲述的书里面大多包罗万象，书里面各种不同的人物，故事中出现的人名、风俗等不仅都要记得一清二楚，还要做到表演时模仿的惟妙惟肖。如此这般，可以说是在满足市民阶级观赏休闲目的的同时，“捎带”地也做了文化普及。
流行的诸多书目则主要有“灵怪之门庭”、“烟粉之总龟”、“传奇”、“公案”、“朴刀局段”、“杆棒之序头”、“神仙之套数”、“妖术之事端”等类别。
说话又可分为四家，即小说、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书。小说，一名银字儿，由银字笙或银字觱篥伴奏而得，多说唱一些烟粉、灵怪、传奇等类哀艳动人的故事。说公案及铁骑儿，自然是朴刀杆棒、铁马金戈的故事，与银字儿可说一文一武；说经说参请，指演唱佛经及参禅悟道的故事；讲史书，即讲说历代争战兴亡，多为长篇评话。
说话四家中艺术上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还是讲史和小说。
汴京勾栏中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教详等人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讲小说；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说诨话一人。另外在闾里坊巷之间也有说话艺人活动，苏轼《东坡志林》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虽然《西游记》仍在连载，但不仅坊巷茶肆的说书人瞅准商机开始讲说这神话小说，便是桑家瓦子里也顺应民意为此书扩大影响而“推波助澜”。此书已非神话，更是“神书”。
另外，“东京梦华报”也一炮而红，遭至抢购，不得不一再加印，成了汴京城乃至周边地区追捧的报刊读物。甚至因为此报只在汴京印发其它地区的读者出数倍的价格求购之稀奇事。
大定人好追星，但此次汴京城百姓追的星却是一小说人物——孙悟空！
说到追星，有钱了的北燕，也做起了一件“汉化”大事：追大定的“星”。
定初的时候，燕国“文青”们大多还粉秦楚文豪，理宗年间起，“追星风向”也忽然一变，崭露头角的苏东坡，竟成了燕国的“当红炸子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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