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长孺年小个不高，站在人群中似隐身了般。
他居然没感觉到有太大的惊慌和恐惧，心下有一种迷之信心，相信困境之外的冯过能解此厄。呃，榜样的力量么？
有趣的是，被困的书院师生固然惶恐忐忑，却也相信安危无虞。此乃白鹿洞书院啊，便是藩台大人莅临也是礼敬有加。不提堂长，一干教书先生亦是进士出身的名儒，学适中亦有似杨长孺这般的名门子弟。若非脑子有病，谁敢去招惹这等文坛旗帜一般的存在？
他们却是不晓，贸然入侵者命都即将不保，即便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甚好顾忌的。
所谓文人，在花宣这些人看来……算个屁啊。
是啊，作为文人中佼佼者的冯过对文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是不解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
这是个“与世大夫共治天下”的国度，“宰相须用读书人”。士大夫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则是配合本朝的崇文抑武政策，造成人们对于读书人的尊重，在社会上兴起了读书人应举之风气，上至官宦世家，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寄希望于科举考试，乃至形成了“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的局面。
崇文抑武，文士巅峰。
但，经过百多年的发展变更，这种治政手段其实存在诸多矛盾。
尝有阁老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必。”
表面上将祖宗供得很高，什么都是祖宗的，可祖宗都去世了，对祖宗的解释权却在士大夫，而皇帝几乎一无所有。
士大夫的另外一种逻辑方式是：将重要权力，从皇帝手中剥离出来，赋予君臣之外的第三方——“天下”，然后士大夫再作为“天下”的代表，自然而然获得此项权利。
既然这些权利是属于天下的，其实心就是自认为代表天下的士大夫的，如果没按照士大夫的需要处置，士大夫就会指责皇帝徇私，将天下的公器作为私有，会导致乱政乃至乱世。
又有监察御史曰：“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而私心。”而实际上，皇帝并不能与天下共之，因为当这种说法出现的时候，对皇帝的意见或主张一般是否定的。
也就是说，皇帝坚持或偏向自己的意见，就不是与天下共之，只有听从臣僚的意见，才是与天下共之。
如果皇帝继续执拗不变，不愿听从士大夫的建议或者意见，士大夫则以集体不合作来对抗，因为他们是天下的代表，皇帝显然不能对抗全天下。如果仅有一两人辞职倒心无关紧要，但一旦集体罢工，就无人治理天下了。
简言之，士大夫话语体系中，天下属于皇帝本人时，更多强调其有天下的义务、责任，或者触动其拥有天下的私心;天下不属于皇帝的说法远为普及，此时，更为着重的是拥有天下的权利，防止皇权逸出士大夫意图之外。
皇帝既然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士大夫的动向和支持特别在意。对于懦弱和能力有限的皇帝来说，“共治天下”有时成了他们的最佳装饰。而较为强势的皇帝，仍经常认为天下属于自己，理所当然由自己负责。
如德宗皇帝就曾气愤地指责：“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以他的不满其实道出了治天下之责任主体的问题，即天下所有权归属于谁，则谁理应负责其盛衰兴亡。
士大夫大谈共治天下之时，却对失去天下颇为淡漠，可见他们内心里心未必有所谓主人翁意识。相反，正如德宗所说，部分士大夫真正关心的只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
是以，皇帝能不恼？要你们这些臣子又有何用？是佛祖派来捣蛋的猴子吧。皇权在尔等眼中只不过是刷名望的工具，真真可恶。皇帝也是有脾气有追求的好吧，你不仁休怪吾不义，既如此，那就明牌了。
常佶便是这么想的，所谓“六贼”者，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皆是他宠信奸佞之臣——这当然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抹黑。
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嗯，蔡卿六人互相勾结，排斥异己，民间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说“六贼”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说吾派朱勔在江南一带搜刮珍奇异宝、名花古木，横行霸道，拆墙破屋、敲诈勒索，弄得民不聊生，以致于引发方腊之祸。
又说童贯、梁师成、李彦乃是当朝三大权阉，是吾之家臣，吾宠重尔等是不国不君、祸乱朝堂。
太监这个群体，先不去说他们的忠奸好坏，但他们都有一套超乎常人的厚黑心术，懂得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真是无所不能，有甚者更是权倾朝野，独揽大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历史上荒淫变态的太监频见于史籍。太监远在周代便已出现在深宫内庭之中，服侍帝王及其家族，到了东汉、昌、楚三代，已发展成为皇权卵翼下祸国殃民的一股特殊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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