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综上台基来抱拳禀报道：“丞相，张鲁的孙辈张昭成今天一大早便遣人前来说是有要事与丞相相商，要与丞相做一笔交易。”
曹爽颇有兴致的道：“哦，张昭成不是还不死心隐藏在蜀中伺机而动吗？怎么有兴致与大魏做交易了？刚刚我还以为是大魏内部的军政大事呢，毕竟现在大魏的国事都是由丞相府决断的。”
张昭成是张鲁之孙，张祺英之子嗣，在年少之时便很有野心，这些年一直都留着蜀中，在暗地里经营着祖上传下来的“家业”五斗米教，如今也算是颇具规模。
诸葛亮领兵北伐的那七年，主要在前线处置军务，没有回过成都，后方相府的日常政务由留府长史与参军处理，但国内与国际间的重大事项，仍然是要禀报他来作决断。
设在成都的朝廷与留守相府通过驿传和汉中的随军相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来往沟通讯息，并能及时地传达诸葛亮的指示。
例如建兴六年（228年）街亭之役失败后，孔明秣马厉兵，准备再战，可是朝内官员对此颇有非议，不主张再次北伐。
那些大臣的反对意见传到汉中后，诸葛亮专门给朝廷写了《后出师表》来进行批驳，维持了以往的作战方针，从而继续进行他的北伐事业。
建兴七年（229年）孙权称帝，遣使告知蜀汉，成都朝廷的百官对此坚决反对，并提出要与东吴绝交，废除盟约。
由于朝内群情激奋，留府长史、参军对此不好处理，只得传报汉中丞相府。诸葛亮又作了详细的指示，说明与吴国结盟抗魏的好处。
即使孙权不出兵攻魏，只要是和蜀国交好，“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
他决定派遣卫尉陈震赴东吴祝贺，并重新订立对曹魏的作战盟约，并且分割将来可能获得的天下：“以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兖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由此可见诸葛亮虽然身处边陲，但仍与后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并能够有力地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使朝廷与百官服从。
三国时曹操在担任丞相之后曾进爵魏公，受“九锡”仪仗，这是位极人臣，比拟周公的礼器。
孙权诈降曹魏后，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
如刘晔所言，受九锡、称王，在礼仪服饰上距离天子也就是一步之遥了。
“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自王莽代汉以来，权臣篡夺帝位，改朝换代，往往是从受九锡、封王开始，然后循序渐进，再登上皇帝的宝座。
而诸葛亮驻扎汉中以后，李严曾给他去信：“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可见孔明当时的权势之盛。李严是蜀汉的托孤重臣，应该忠心辅佐后主刘禅，为什么要劝诸葛亮进九锡、称王呢？
李严这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准备取代刘氏而夺取帝位。
“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该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理应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
但诸葛亮没有那样做，他虽然拒绝了李严的建议，但解释其原因说是由于功业未立，如果消灭了曹魏，进据中原，那么就是“十锡”也可以接受。
“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由此可以看出，孔明的志向甚至不止于称王受九锡，只不过他认为尚未具备必要的条件，时机不到而已。
诸葛亮远赴汉中前，对后方的事务作了妥善安排，其重点一是“府中”，即处理国内庶务的留守相府；二是“宫中”，即刘禅居住的皇宫，对后主进行保护与监控。
如前所述，成都的留守相府由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署理，宫中事务则委派董允等数位官员负责。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对刘禅进行了详尽的告诫，若有事情要办，无论大小都要先向那几位监护者咨询，获得同意后方可去做。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主持宫中事务和保卫工作的官员是董允，他的父亲董和早年曾与诸葛亮共同署理左将军府和大司马府。
后来费祎迁为参军，北赴前线。“（董）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诸葛亮临行前给董允等人下了命令，若不尽职就要被定为死罪。“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
因此董允对宫内事务的管理非常严格，丝毫不敢放纵刘禅，就连扩充后宫嫔妃采女之事也予以否决，使刘禅心怀忌惮，不敢妄为。
成都地区的军队由向宠负责，他是随军相府长史向朗的侄子，“建兴元年封都亭侯，后为中部督，典宿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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