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初期百姓一般情况下，家中也就隔夜粮，有存隔月粮的很少（忽视姬云那货，他冒着被弹劾造反的风险囤屯粮，羊村的粮食按照隔年来算）
官员们要钱救河北百姓，先用现成的黄金去远处换粮食，运来储备，等事态大了，那就麻烦了
唐朝前期的官员是真的一心为民，想做一番功绩，好让天下有一个真正繁华的太平，青史留名
至于怎么做呢？
这样看就明白了：隋末因为攻打高句丽以及修运河，国内民生凋敝，天灾人祸不断。到唐初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时，疆域之内都还有农民起义以及占山为王。
所以，唐初的米价一直变化很大，居高不下。地分南北，物价大相径庭。据《资治通鉴》中记载，当时东北的米价，一斗（约12.5斤）值数百文钱；到了东都洛阳，一斗米就变成了三千文，贞观初，征兵和逃难导致土地荒芜，无人耕种，粮价贵，价格不稳的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好转
拿李世民的黄金去远处低价买粮食，运回来赈灾，将来用姬云发现的金矿给补上
乱世粮食，盛世黄金。这话不假，但是有一点，不管乱世还是盛世，黄金永远都是硬通货
李世民那有黄金不假，但那是真正的家底，保国金。不到国破苍穹之时，只会往里头存，不会拿出来用
这召集大臣商议金矿的勘探开发事宜，结果压根是歪楼的状态，非要动用金库。那还商量个毛线？
李世民转移话题说祭天祈雨的事，结果大臣们无视了，把金子拿出来买粮食，可以不祭天祈雨，有雨没雨无所谓了，他妈的爱下不下！地里头草都没有了，下雨还有屁用？
因为日食的原因，李世民弑兄杀弟，逼父退位，得位不正的事被再次提及攻坚。现在大臣们要他的家底去赈灾，那玄武门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结果金矿议事不欢而散
唐朝官员就是世家人员为主体的，国事家事他们分得很清楚
贞观最大的两个犯颜直谏的喷子，就是魏征，另一个一般人很难想到会是是太原家主王圭，李世民上位，拜谏议大夫，等同宰相，政治上，他一改作风，跟魏征差不多，专门怼皇帝，轮流干
魏征家道中落，算是寒门子弟，王圭是世家子弟
“要粮，有，给钱”
这是王圭的原话。直接扔给李世民的
五姓七家有粮食，那是私人的，不可能拿出来，姬云让他们参与羊毛计划，就是把商道卖了。五姓七家作为世家的带头大哥，大哥吃肉，总得让小弟喝汤吧
李二要他们的粮食，那就得如同姬云的做法一样，是做买卖
古代开辟一条商道很难，甚至需要几代人去经营
“士、农、工、商”四民。士即“读书人”地位居首；商即商人，小到来往的小贩，达到富可敌国的商贾，都属于这一类
“士”大都是世代为官的大家族，往往有大量的田地、雇佣佃户，有钱的士族往往会拨款建学舍，供族中子弟读书，而后考取功名，再添田产。
但也有没落的士族，土地少得可怜，甚至衣食无着。然而大跌眼镜的是，纵使“士族”再如何没落，这样的人依旧可以在家财万贯的商贾面前趾高气昂。这就是古代社会“士”与“商”之间身份的差距
“商人不可做官”这一点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但实际有多严怕是很少人知道。但在此前社会便普遍鄙视这一“贱业”。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完天下，功成后又急流勇退，免于了勾践的猜忌，就是因为他开始经商，传说中他和西施一起成为“神仙眷侣”。
但现实却有些骨感。由于经商，史书是士族读书人写的，结果范蠡并没有受到与其功绩等同的历史评价，功绩几乎被从历史上抹除。
秦汉开始，又有了明确的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凡豪商巨贾家产申报不实就要充公等等规定。
汉朝是曾有过“捐官”一说，实际便是“买官”。但这里能够买的人，大多都是士族那些耕读人家。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商人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也就没有了财富的保障，一旦封建国家缺钱，就会开始用各种理由抄一波家，商人那就养的韭菜而已
正是因为如此压制，中国古代商人在获得大量财富之后往往会大肆购买土地，并开始安于现状。这也是中国古代资产阶级未能发展起来重要原因。
当然，古代抑商人并不是没有原因，尤其是明、宋，多少铁器因为商人重利的原因而流落到了游牧民族那边。
且当时商人游走难以管理、收税，商人大肆兼并土地又可能会造成流民增加，局势不稳。所以姬云知道商的重要性，但是提高他们地位那是不可能的。
就像明朝那些官员，整个大明是什么？官员顶前头卖两袖清风，他们家里官商勾结，大赚特赚。让大明穷的叮当响
汉朝对商人的政策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波动的。但国家统治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维护他们的封建政权。所以在西汉初年这么一个整体社会都处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非常贫乏的情况下，国家是不会允许商人独自拥有巨额的财富。来动荡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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