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党项国最为鼎盛之时，总人口也才三百万出头。
作为党项旧都所在的兴庆府，这些年同样遭到极其惨烈的摧残，党项贵族要么被赤扈人屠杀，要么被俘虏到漠北，因此一度人丁繁茂的西套平原此时也剩不到三十万人口。
依托中枢源源不断提供的物资支援，依托灵武行营五万精锐战兵，利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将栖息于西套平原上的党项人驱逐出去或强行迁到关陕腹地安置，同时从内地迁徙二十万左右的民众过来进行腾换，并非一个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方案。
而待完成这一步，灵武行营的步骑精锐到时候就可以直接依托西套平原进攻贺兰山以西、以北地区，不仅粮秣补给相比以往能直接缩短上千里，军事行动也将更为快速、直接，而非以往动辄上千里、前途缥缈莫测的荒漠远征……
绍隆十五、十六年，西线收复秦州、横山之后暂时就没有大的进展，同时期唐盘、顾琮所部则成功将北部防线推进到阴山南麓以及阴山以东的参合口一线，不断压缩镇南宗王府在阴山附近的控制地域，杨祁业所部更是成功收复辽东南部地区，彻底瓦解掉赤扈人对原大燕东京辽阳府及附近地区的统治。
随着汉唐对北方以及东北地区前后历时千年的开拓，燕蓟、云朔以及辽东汉民比例都相当高，这也是大越立朝以来，对燕云地区念念不忘的根源所在——契丹崛起之后，占据燕云、辽东等地，也迅速自上而下实施汉化，大规模提拔汉人士子为官，实行汉俗汉礼，对汉民也采取积极的安抚措施。
因此大越与契丹对峙一百五六十年以来，北地的汉民对中原并没有什么强烈的认同感，反而认为契丹人建立的王朝也是华夏正朔。
契丹统治燕云、辽东等地时期，汉军也是其南部防御大越的重要军事组成力量。
契丹灭亡之后，镇南宗王府、平燕宗王府南下，一个极为重要的征兵来源，就是从燕云、辽东签征汉民青壮。
不过，燕云、辽东的汉民更多是随波逐流的心态，对中原也不存在多么强烈的排斥，甚至在文化认同上不存在任何的隔阂，更不要说敌对与仇视了。
因此在杨祁业所部成功收复辽东南部地区，当地的汉民情绪也是相当稳定的接受现实——更不要说之前汉军、汉民对赤扈人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反抗与暴动，乃是促使云朔地区得到提前收复的关键性因素。
这也意味着辽东与燕云十六州重新融入中原，要比河西这些汉民早就被党项人、吐蕃人以及赤扈人屠杀、驱逐或藩化的地区，要容易得多。
虽说汉唐以来，都是从辽东出兵去征服新罗半岛，但新罗半岛北部群山环伺的险峻地形与恶劣气候，也给历朝以来对新罗半岛的军事征服带去极其惨烈的代价。
徐怀更清楚随着海航的日益成熟，水师从登州渡海，于新罗半岛南部的平原地区登岸，乃是征服新罗半岛更好的选择。
因此在杨祁业率部征服辽东南部地区以及辽阳府后，徐怀就下令以杨祁业、燕小乙、杨霁等将吏为首，在辽阳筹建辽东行省，将统治秩序尽可能行之有效的延伸大鲜卑山深处。
辽东行省除了两万精锐步骑驻守，除了清剿北部不甘雌伏的部族势力外，主要还是戒备、抵挡赤扈人有再次越过大鲜卑山东侵的可能。
出兵征服新罗并不在辽东行省的核心任务之列，必要时也仅需派出一路偏师，配合隶属于山东行省的登州水师行动就足够了。
辽东行省成立后，原燕蓟行营随之裁撤，约有两万精锐兵马随同燕蓟地区正式纳入河北行省管辖，而归属到河北行省兵马都部署司帐下听从调动，主要驻扎于朔州以东的蔚州，与云朔行营、朔方行营，共同保持对占据漠南草原的赤扈人的军事压制。
整个绍隆十五、十六年，中枢更多的是往秦州防线、横山防线倾斜各种军事资源。
虽然到十六年底时，韩时良对横山地区实施的汉夷腾换、清理策略执行都不到一年时间，涉及的范围还是仅仅局限于横山、白于山及附近地域，但已令以静惮宗王府为首的西路虏兵深为忌惮。
虽说静惮宗王府以凉州武威为驻藩地，但以青唐城为核心的河湟地区以及以兴庆府城为核心的西套平原，实为凉州控扼河西的两翼藩屏重地，若失其一，相当于断其一臂。
西路虏兵不甘心西套平原为灵武行营所蚕食，绍隆十六年底于兴庆府集结十万步骑进攻横山防线。
韩时良亲率灵武行营主力固守横山诸寨，而使徐惮率骑兵，与从天水经泾川道北上的孙延观所部骑兵会合，从白于山南麓谷道西进，进入兴庆府以西寻歼虏兵后军人马，连战皆捷，最终于绍隆十七年春，迫使西路虏兵主力从横山撤围而走。
于此同时，苏蕈率赵善、刘福金、吕靖等将再度统领万余骑兵从吐蕃高地杀入河湟地区，连破青唐等城，继而又赶在西路虏兵回撤之前，弃青唐等城沿湟水东进，杀入熙河故地，最终与蒋昂所部在岷山北麓会师，联手攻克熙州城，击退尾随追过来的虏骑，收复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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