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吏部郎中掌文官告身，司封郎中掌皇亲、内外命妇告身，兵部郎中掌武官、赠官、同官告身，司勋郎中掌加封等告身。
官告院并非权力机构，而是类似作坊的执行机构，掌告身文书所需的绫纸、褾轴、朱胶、锦袋、青带，涉及书写、用印、装裱、出给等等。
这些材料制作工艺繁琐，官职越高花费越多，最低也得七贯左右，仅中书除授幕职州县官可免，余皆实入左藏库。
凡官告成文，先送政事堂署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衔，再送官告院用印。
也就是说，京朝官告身必须花钱买，十年苦读只为一张绫纸，而这张绫纸如今掌握在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手中，是不是过于儿戏？而且这个少年身上还挂着崇政殿说书、监进奏院事两实职，身兼四职，甘罗都得甘拜下风。
百官纷纷上疏劝谏，还有人口口声声宁可不要告身。
赵恒拿钱易做挡箭牌，知制诰本就肩负撰作诏敕之责，提举官告院天经地义。
刘纬火速上任，第一日就在官告院外榜而告之：凡拒告身者、请投书为证。
舆论哗然，却也只是哗然，万一弄巧成拙呢？
刘纬心无旁骛，一头扎进官告院唯一的下属机构绫纸院，挑选玉牒、族谱用纸，未果，又赴文思院另行制作。
文思院始置于太平兴国三年，掌金、银、犀、玉工巧之制，彩绘装钿之饰，舆辇法物、器物之用，擅丹青者、能工巧匠众多，仅用半日便按刘纬要求制作出两份华丽样版。
玉牒金黄，族谱青白，左下角均绣有《大宋官告院监、文思院制》等字样，并于当日黄昏呈奏崇政殿。
赵恒大吃一惊：“绣字？”
刘纬道：“是铜丝，非金银。”
赵恒问：“两千份？工艺是不是过于繁琐？会不会耽误祭祀法物制造？”
刘纬道：“以铜丝绣，易于保存，制作工艺并无难度，也无耗时之忧。族谱五百，一式两份，一入泰山封土，一入出资百姓家，玉牒倍之，西王母、弥勒佛之牒，请陛下赐于御笔。”
赵恒犹豫不决：“过否？”
刘纬道：“若有多余，不影响埋入泰山封土的玉牒、族谱，出资百姓所持可先留白。我中国自古皆以人死为大，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不至于无人问津，李、王、刘这些大姓很可能意气用事。”
赵恒轻轻叹道：“尽量委婉，不得利诱、强迫。”
……
六月十二日，《皇宋日报》、《皇宋晨报》破天荒的版印五十万份，另有特刊五十万份。
正午，进奏院进奏官奔赴十八路采风。
百官一窝蜂的上奏痛斥刘纬胡作非为，半日即将通进银台司淹没。
王旦则请将玉牒、族谱修撰钱改入天子内藏库，而非国库左藏库，以此表达不满。
面对各种各样的质问，刘纬一律答以：“国家向来不禁族谱修撰，无此花费用度，有异议者可自行修谱，后世自有公论。”
晁迥当廷咆哮：“三个月怎能修缮五百族谱？价高者得？伦常颠倒？长幼无序？商贾趋利行之，如何是好？此非国家之福。”
刘纬道：“晁学士怎知百家之言孰真孰假？五代以来又有哪一家独善其身？谁嫡谁庶谁能说清？后世只知我皇宋自大中祥符元年起、再无饿殍冻馁，而不知无所事事之言。下官重申一遍，百家姓仅录一家为鳌头谱之，不涉民间修谱，悉听尊便。”
国史、野史不可能相提并论，族谱自然也是国家所修更具权威性，百官再度哗然，纷纷出班声讨。
刘纬抢先一步，请废天下未登记在册的庙、寺、观、庵，根据所在地实际情况改作义庄或是福田院。凡在册庙、寺、观、庵，中国神只必居正殿正中，而胡神居左右，年内不改者，一律废为衙司，由所在地官府因地制宜。
百官这才醒悟，原来不只是势家挨刀，出家人也跑不掉。
群情激奋，吐沫横飞。
赵恒扔下一句“再议”，匆匆退朝。
黄昏，即将出治陕西的周文质行文相国、开宝、天清、太平兴国等寺，改正殿神位台基为半圆，正中两位暂时空置。
诸寺僧众连夜勾结，相约叩阙。
是夜，皇城司、僧录司锁相国、开宝、天清、太平兴国等寺破解僧三百七十二人，老者夺牒、罚铜、还俗，壮者或是罚铜、流岭外，或是不罚铜、流西域。
次日，《皇宋晨报》、《皇宋日报》同时刊登一则讣告，秦国长公主薨，并将秦国长公主、王世隆母子受天寿寺蒙蔽一事娓娓道来。
于是，赵恒责令僧录司、祠部道释案严查京师庙、寺、观、庵，必须在十月之前正本清源。
六月十五日。
刘纬到访班荆馆，请萧知可、萧札剌一观封神玉牒。
金边玉角，一纸两折，一折为神像，一折为神位，背面空白。
刘纬借用贺知章应付李隆基之语展示诚意：“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不知，请贵国皇帝陛下、太后殿下亲笔录之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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