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常常有人推崇“宋”为最宜居时代，殊不知仅是一厢情愿，士大夫阶层并不这样想。
如果一定要死搬硬套，只能是猪的幸福一生。
宋以半壁江山养一国军政，想的是怎么把猪喂饱，而不是让猪幸福。
冯拯在崇政殿后殿即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由，请禁《皇宋日报》。
刘纬的反击十分犀利，誓要让抱有此想的人全都三思而后行，他一句话就揭开冯拯藏在最深处的伤疤：“赵韩王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冯参政怎能忘本？”
这句话本身就是陷阱，无论冯拯如何作答都不改曾为赵普家生子的事实，也在民的范畴之内，若民不可知之，如何位列执政？
冯拯索性不答，改引知升州、提举江南东路兵马巡检捉贼公事、张咏到任升州所上谢表为证：“臣闻昔者圣君之御人……伏惟皇帝陛下，恭己临朝，推诚接卜，英断比于太祖，宽仁类于太宗。谓选能为共治之资，则躬行采录，谓节用为恤民之本，则慎乃盘游。加不忘功，兼之念旧……”
“选能为共治之资”一说足以证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正当性早已深入人心。
刘纬的反击由犀利迈向阴毒：“张咏之流曲解至圣先师本意，大逆不道！不可入宰执之列！”
冯拯再度陷入两难，他若不抵刘纬唇枪舌剑，还会连累张咏，也就没脸继续在中书待下去。
刘纬的咄咄逼人激起王旦、赵安仁等人、包括赵恒在内的愤慨，他赶在众怒爆发之前抛出本为《皇宋日报》社论的长篇大论：“唐末，藩镇割据，惨无人道，百姓为何任其鱼肉？而不从天子号令？只因奸臣贼子使民由之、而不可知之，所以百姓未视天子为主，所以赵代李兴！”
“昔日，隋炀帝修大运河、三征高句丽真就是为安逸享乐？功盖秦皇汉武？”
“请君一看今日，契丹为患！百万漕运仰仗大运河！”
“炀帝昏在何处？昏在受了奸臣蒙蔽，信了曲解先贤圣意的那一套，使民由之、而不使民知之。”
“所以军不知三征高句丽实为万世之谋、不遗子孙忧！”
所以民不知大运河实为南北兼容！化蛮夷为华夏！”
“所以隋之后，江南再不是蛮夷之地，而是我华夏心腹、中国粮仓！”
“所以先帝不战而下吴越！”
“炀帝实怀功盖秦皇、汉武、唐宗之材，错在未使民知之、错在擢寒门才俊抑门阀世家，遂以炀为号，此乃青史不公！”
“至圣先师何时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至圣先师是在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尸位素餐之辈、狼子野心之徒曲解先贤圣意千年，堵塞言路，致兴替不断、民不聊生，至今死不悔改……”
王旦、赵安仁忽然左突右进：“冯参政、冯参政……”
冯拯天旋地转之际，忽然想到杨亿、种放……
刘纬略微一顿，滔滔不绝：“以个人喜好执政，凭一己之私取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畏言如虎，视民为寇，却又奉民脂民膏，心中亏否？陛下尚且纳谏如流，冯参政为何容不下制诰、奏疏大白于世？又是哪里见不得光？”
……
冯拯当廷告病，留下一殿鸡毛。
千头万绪的诸司事草草结束，诸司使浑身是嘴的步出宣佑门，立场不同，小道消息侧重也就不同，有一点倒是很统一：冯拯以告病逼赵恒作出取舍。
诸司使无不暗暗摇头：历经宦海沉浮的一国执政，不到三句话就全无招架之力，难不成杨广真是壮志未酬的不世明君？先贤之语真的遭儒生曲解千年？
赵恒既不认可冯拯的禁报之论，也不认可刘纬的离经叛道之言，但论语注疏这种话题太过繁琐，只能从杨广头上着手：“卿以为隋炀帝是明君？”
刘纬道：“臣愚昧，不知炀帝昏在何处。国朝科举取士万余，多擢自寒门，均赖当日九品中正制的废除，吾辈读书之人承炀帝恩惠四百年，不吐不快。大运河沿用至今，惠及民众何止亿万？三征高句丽固然是为人诟病之处，可唐太宗不也负土而征？昔日隋唐征高句丽之由，即是今日契丹崛起之因。白山黑水不在我手，便为我患。”
“转输不息，遥役无期，士卒填壑，骸骨蔽野。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赵恒疾言厉色，“这就是卿眼中的不世明君？”
“如此惨状，唐高祖身为炀帝肱股以何兴兵？大义？怪只怪文帝、炀帝父子无我太祖谋略心胸，废九品中正制断门阀根本、建东都以避关陇世家，却不防关陇世家狗急跳墙。”刘纬太多理论站不住脚，选择激怒赵恒换取迂回空间，“臣冒万死之罪，请陛下以史为鉴，太祖昔日迁都西京若成……”
“放肆！”赵恒震怒。
史上，赵匡胤在天宝九年起意迁都洛阳：“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他一度流连洛阳行宫而不归，引开封百官、军民惶恐，逼的赵光义亲赴洛阳劝谏，从而尽收开封府人心，为兄终弟及打下坚实民意基础，赵匡胤也在这一年不明不白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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