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礼坊，小甜水巷。
刘纬没能逃过遭人围观的命运，戴国贞为进家门，挤掉一只靴子，恨不得按着戴朝宗好好收拾一顿。
早在一个月前，戴朝宗就大肆宣扬自己有个奶兄弟应童子举，振振有词的为自己辩解：“天子脚下，金贵着呢，若非童子试，大黄、二黄、那几只鹅都得流落街头，成他人盘中餐。”
喧闹入夜方休，坊间逻卒劝退围观坊民。
为了生计奔波的人们纷纷出行，或挑扛并举、或推独轮车，夜色中的东京城更见活力。
刘纬携刘娇、素娘、刘慈辗转于里巷，几经周折才坐上等在坊道边的牛车，缓缓驶向宣化坊。
戴朝宗依依不舍的在路边鬼哭神嚎：“早点回来，等你一起睡。”
刘纬掀开窗幔，第一次用心打量这个世界。
终宋一朝，东京内外的侵街现象一直没有停止过，也是皇权和士大夫阶层之间的角力。
这个时代人人奉行落叶归根，开国四十余年，王侯将相莫不如此，偶有赋闲者会选择洛阳或是长安小住，但京师宅第少有发卖，要么经商，要么出租，以待后人入仕。
久而久之，除去军营、府衙、寺庙，内城沿街宅第、铺面均为权要豪富所有，强拆完全是与整个统治阶层为敌。
赵匡胤没能解决这个难题，赵光义同样束手无策，赵恒登基六年三次下诏拆违，三次无果，勉勉强强的把牙道清理了一遍。
天子一一低头，京城愈加繁盛。
因虚外而实内、将从中御的军事政策，大量精锐禁军云集京畿，又逢契丹强盛、党项崛起，总数量已超过五十万，仅开封府境内就有二十万之巨，东京内外城则有精锐五万，冠以捧日、天武、龙卫、神卫，且有家属随军。再加上官员、胥吏、工匠、僧人、仆役等不可或缺的服务业，内城常住人口维持在十万左右，外城及城郭下的常住人口维持在六十万左右。
居住区域有限，但庞大的帝国中枢运转又离不开海量人力，只能尽可能的利用空间，并在密度上下功夫，譬如楼高不禁、乱搭乱建等等，就连桥洞也是栖身之所。
于是，平民侵占里坊，权贵侵占外坊，里坊制就此崩溃，成就一种全新市井形态：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
仅仅这样仍然不够，在空间利用到极致之后，从内城移居外城也成为不分富贵的普遍选项，一早一晚的两头奔波，人口流动性加剧，在基本靠腿的年代，出行效率低下，只能再以时间换空间。
于是，实行千余年的宵禁就此崩溃。几次三番根治失利，当政者只好承认这种现状。宵禁遂起于三更尽，止于五更初，仅四更一个时辰。
泱泱华夏，第一次有了夜文化，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无所不有。
放眼望去，尽是熙熙攘攘、万紫千红，一盏又一盏的灯笼仿佛星河倾泄，竞相璀璨。
御史台位于宣化坊，所在里巷因此御史台权责改名澄清街。
自诩为清水衙门的御史台人满为患，夜里还多出几声白日里听不见的孩童喧闹，遍地人间烟火气。
宋家管事早早等在御史台外，先命人请戴旦和车夫去旁边酒楼就坐，这才热情洋溢的介绍御史台风物。
一般衙门均为前公后私格局，御史台细致有加，又分三院。
一曰台院，侍御史掌。
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掌。
三曰察院，监察御史掌。
另有台狱，鞫案禁系。
御史中丞总领，侍御史知杂事副之。
宋太初携妻李氏立于正厅廊下，刘纬急趋深揖见礼，然后是刘娇、素娘。
寒暄之后，宴开两席。
李氏抱着刘慈，携一众女眷去后宅。
刘纬则陪着宋太初在正厅浅酌慢叙，检讨殿试、堂试得失。
一老一少相谈甚欢，朝堂趣事、秘辛佐以佳肴。
刘纬从中受益匪浅：
吕蒙正并非想象中那般宽厚，是温仲舒去职开封府、遭闲置的最大推手。前者有提拔之恩，后者反咬一口，寇准这才借机入主开封府。
柴氏状告向敏中，实乃张齐贤之子、太子中舍张宗诲暗中指使，现如今又多了一个寇准掺和。
寇准、吕蒙正算是半个同乡，如今又成天然盟友，若能合力推动向敏中去相，多半能在三司使、参知政事、甚至是宰臣之中三选一。
李沆则借南北之争，拉拢王旦、毕士安，稳坐政事堂鳌头，王钦若是个侍妾般的存在。
盐铁、度支、户部三使遭吕蒙正当庭痛斥，三司使无望，正心急火燎的寻找去处。
宋太初把诸事连成一线，认为最大受益者会是什么都不做的冯拯。
帝王之道，在于权衡。
赵恒初登大宝，军政均无建树，若是寇准水涨船高，死对头冯拯必享渔翁之利。
撤席上茶之际，宋太初提及传世和尚置育婴堂一事。
刘纬口口声声说人臣若无私心就是最大的私心，育婴堂一事既私且善，可谓天作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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