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初晴，地面湿润，沙尘雌伏，风和日丽。
中书之内，处处脚步匆匆，但已无昨日那般沉重。
据传，赵恒亲自过问向敏中遭讼一事，向敏中坦诚本欲以五百万钱贸薛宅，但逼娶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发妻新丧，无心续弦。
谁会仅因德行失当，就欺君罔上？
赵恒信了，并遣朝官鞠询柴氏、薛安上，发现双方均有隐瞒，前者不慈，后者不孝，遂诏薛居正故宅禁易，之后便不再过问此事。
原是虚惊一场，又或是空欢喜一场，向敏中似已渡过危机。
中书恢复往日节奏，吏房内仍在重复昨日宣拒。
刘纬朝北深揖，“童子少条失教，不敢受此隆恩。”
吏房主事已然醒悟，童子似乎与某位宰执有默契，客客气气的把刘纬送了出去，对着一班胥吏大发感慨，“这样算少条失教，谁有脸活下去。”
有吏附言：“官人所言极是，少条失教并非童子自谦，而是种司谏所下评语。”
主事脸色十分古怪，“呵呵……原来如此。”
吏又问：“告身要不要再发回审官院？”
主事轻轻摇头，“审官院抢在昨日落衙前回覆，显然是有所不满，几位相公并不知道有这份告身，待朝散再议。”
长春殿，起居朝如火如荼。
吕蒙正针对寇准的贡举忧虑作进一步解读，从京师沿街贵要邸舍侵道说起，点出无官不商的现状。官商之间，其实已无任何界限可言，无人再视从商为贱业。尽管对商贾子弟出仕有严格限制，但他们总能另辟蹊径，采取与士大夫、良家子联姻等手段改变出身。令行难止，制度条例逐渐虚无化，长此以往，贡举必然被官商富户垄断，有违国朝寒门取士之宗旨，重酿汉魏晋隋门阀世家之祸，废良贱制势在必行，以广开门路，纳天下英才。
与民有利，与名有益，赵恒什么样的心思并不难猜。
大多数官员倾向废除良贱籍制，区别在于力度。
譬如该怎样为胥吏松绑，官私奴婢改雇佣制、年限又该怎样设定，娼伎之后又该如何处置。
三司事虽然也有人指指点点，但三司使一职却无人荐或是自荐，复立与否，简在帝心。
起居朝相当于天子公廨，就某事而言，仅是确定方针和框架，细则由具体衙司负责。
天子与宰臣取得共识，就能很快推进。
重要的人、事之后，诸班位依次进奏。
大多走走过场，品高者殿内站班，阶低者露立于殿外廊庑下，从而保持议事高效性，然后是京朝官赴任地方、地方官入朝的谢、辞、见。
赵恒虽然把向敏中遭讼一事轻轻放下，朝会结束前的小范围训诫却少不了，而后又问：“夷陵童子因何拒不受敕？”
童子试不是没有铩羽而归的，邵焕就是二进宫。
但刘纬表现上佳，除了在崇政殿有些失仪，方方面面均不亚于新科进士，可谓前无古人。
这样的盛世祥瑞拒不受敕，坊间会作何想？
有诗词流传于世，史书又该如何落笔？
毕士安出班，奉笏作揖：“启奏陛下，童子自言年幼德薄，学亦未成，不敢受章绂之赐，惟有穷经晓义，习得韶华报君。”
赵恒脸色很是难看，说来说去还是不受，是天子无道？还是百官无德？他把视线投向宋太初，保举人失职……
毕士安暗暗叫苦，硬着头皮道：“臣就此事请教吕相，吕相言童子有效仿青州王曾连中三元之心，吏房主事亦有同感。”
赵恒微微颔首，脸色总算好看了点。但贡举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有官身者，不占鳌头。
赵安仁立刻恼了，中书知道缘由何在，仍然发回审官院重勘，这不是欺负人吗？
他忿然出班：“启奏陛下，昨日中书吏房将夷陵童子告身发回审官院重勘，臣亲检条例、故事，均无错漏。但有值得商榷之处，同为恩科，种放幅巾觐见，先授正七品左司谏、直昭文馆、赐冠带袍笏、馆于都亭驿、太官供膳，后又赐绯衣、象笏、犀带、银鱼、御制五言诗、昭庆坊第一区，并加帷帐什物、银器五百两、钱三十万、并赐酒食于学士院。能与宰臣茶坐论事，出与枢相把臂同游。
夷陵童子咸平四年着三字经，于教化有功。殿试言之有物，且献国之重器，政事堂除授所作诗词均为一时绝唱。
两者相比，授秘书省正字确实欠妥，厚此薄彼。
臣以为，同属恩科，种放亦在故事之列，审官院遂依此例改擢夷陵童子为太常寺奉礼郎，告身、历子已于昨日落衙前递至中书吏房。”
长春殿无声骚动，中阶要近职事者更是感同身受，十余年苦读方登堂入室，还得租房或是借住公廨，哪有种放来的逍遥自在？
看来……终南山放牛确实是条捷径。
赵恒脸热，李沆、陈尧叟面红耳赤。
虽然赵安仁未论种放是非，但其态度代表主流士大夫阶层，特别是中下层官员。
“启奏陛下，赵知院所言过于偏颇。”参知政事王旦出班，“赐钱百万、遣中贵人教导，难道不是天恩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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