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天子第一、老子第二的寇准亦不免生出畏惧之心，一个前宰相儿媳，一个刚刚去相外放，一个上任伊始的次相，这样的三个人纠缠不清，能牵扯大半个朝堂，根本不是开封府能管的事。
最关键的是薛居正配享太庙，年年享君臣礼拜，向敏中的吃相实在是太难看。
“温仲舒那老小子能多挺一阵就好办了……”长春殿内的朝拜都没能把寇准思维拉回正轨，直到吕蒙正又一次先声夺人。
“臣吕蒙正请奏。”
中书、枢密院、三司、三馆学士、开封府、审刑院、御史台、殿前司、侍卫亲军司、诸部司寺监等司使以上要近职事者纷纷侧目，陛见、陛辞的地方官更是把心悬在了嗓子眼。
吕蒙正艰难揖立于宰臣砖位前，搀扶内侍无力改变其风中残烛般的观感。
然而，老朽之身仅凭只言片语便可翻云覆雨：“启奏陛下，三司各置使局，彼此不相总统，往往自求充济，以促办为务，出纳移用，均会有无，专吝封执，动相违戾。屡屡交摭利病，以邀功希进，文符互出，莫知适从。臣吕蒙正，请复旧制，并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总理国计……”
李沆紧握笏板的双手微微颤抖着，震惊、失落、钦佩、无奈、轮番拷问思绪，满腔悔恨……
吕蒙正之所以毫无动静，并不是待援或是静观其变，而是等着李沆、毕士安、王旦、王钦若主动站出来分忧。
如若不然，他吕蒙正便会替政事堂自除权柄，转而助天子揽权。
宋制，宰执领政，三司揽财，两者互不统隶，彼此制衡。
中原政权在经历晚唐、五代百余年乱世之后，门阀世家分崩离析，任何变革均无阻力，商品经济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总揽国家财政的三司从而成为庞然大物，军政均有涉及，且极有话语权，俨然一袖珍小朝廷，三司使也就水涨船高，坊间称其为“计相”。
赵光义在位时，一直为三司的畸形权柄头痛不已，三司使不仅换的比宰执还要勤便，更曾三立三废，直至如今。
没有三司使的这七年，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各自为政，单个拎出来根本不够看，宰臣过得无比惬意，财制军政的权衡之意荡然无存。
赵恒对此一清二楚，内忧外患之际，又不愿操之过急，惟恐朝堂动荡为契丹所趁，只能使劲往政事堂掺沙子，譬如南人王钦若参知政事、前所未有的五宰执轮日知印等等。
如今，一切不安即将迎刃而解。
赵恒坚信，报君恩也好，为苍生请命也罢，吕蒙正既然敢站出来，必定胸有成竹。
一生宽厚，三度为相，故旧满朝，到老奋不顾身为贫贱请命，谁忍心苛责？谁不愿成全？
李沆、毕士安、王旦、王钦若有苦难言，是他们不约而同的坐视吕蒙正孤身请废良贱籍制，这才有宰臣自除权柄之举。
王嗣宗等盐铁、度支、户部三使如丧考妣，吕蒙正因为他们的无能，奏请复立三司使，与新职无缘就不说了，屁股下的位置不一定能保住。
“臣寇准请奏。”
果不其然，吕蒙正话音刚落，寇准就迫不及待的蹦了出来，硬是抢在中书和枢密院前面，礼赞官尚未唱宣，他便出班面北躬立，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无人意外，无人惊讶，无人不平，均认为理所当然，包括天子赵恒。
早在七年前，寇准就以参知政事一职架空宰相吕端，把政事堂变成一言堂，赵光义遂贬其知邓州，直到赵恒登基才又起复。
吕蒙正颤颤巍巍的坐下，眉眼半垂，像是昏昏欲睡。一子落，胜负定，他没那个精力筹划具体事宜，只能煽风点火、查遗补漏，让那些有上进心的人冲锋在前，譬如寇准……
有上进心的绝不止寇准一个，名利兼得，何乐而不为？
“启奏陛下，近年来，国库虽渐丰盈，但增速逐年递减，三司责无旁贷。屡开财源，却未节流，积弊沉疴，靡费颇多。坊间怨起，尚不自知。重蝇头小利，辱朝堂清明。岂不知内忧外患之际，正是纳四海民心之时？我大宋君明臣贤，贫贱不乱、山民不乱、峒蛮不乱、巴蜀不乱，契丹、党项何足为惧？”寇准才情俱佳，滔滔不绝，“臣以为，吕相两日所奏在情在理，废良贱制正当时，仅有一难，关乎贡举。我大宋开国以来，屡降恩旨《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请陛下将这道恩旨列为常旨。”
“启奏陛下，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李沆出班，“良贱籍制废存，足可动摇国本。百官四年一任，期满即转。但胥吏铁打不动，若其子孙入仕，恐会隔绝地方，尾大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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