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岁入增加，看似极多，但后继乏力，如今人口田地已至极限，土地肥力有限，加上每年旱涝蝗灾，一旦有灾，原本还有士绅开义仓救济，现在仅凭百姓自济，吾恐京东京路百姓将流离失所，饿殍满地。”
“朝廷有水利、常平、均输的法度。”沈括并不同意韩琦的夸大之词。
“这就是吾要讲的第三点，若有乡绅作为根基，水利、常平等法自有乡绅来牵头支应，但新法之后，百姓势壮，根本不服管束，州县衙役岂能逐户催办，我大周也养不起更多的衙役。百姓瓜分完乡绅的田产后，因其性惫懒，不知进取，每年岁入，反而比十六年以前乡绅与朝廷岁入之和少了两成。”
沈括想了想，便明白其中关窍，新法之前，乡绅雇用佃户耕种，为了有更多的收入，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新法之后，百姓有了土地，但所受教育有限，所见世面也有限，加上部分百姓生性懒惰，每亩产量反倒不如从前多，这些弊端被人口、赋税土地的增加所掩盖，并不显着。一旦有了灾难，将不可收拾。所以变法根本不是头疼医疼，脚疼医脚能解决的事。如果想彻底的将新法执行成功，还得兴办教育，提升百姓的能力；兴办交通水利，提高防灾应变能力；兴建各类工坊，将岁入来源分散，同时节省大量土地。这些事情都是早就思量好的，但却不可能下一条政令便一蹴而就。如今之计，只能边走边看，见招拆招了。而且，就算不变法，遇到灾年就能过得好吗？苦的永远只会是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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