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之言，抽丝剥茧，发人深省，其应对章程虽也是惯常之法，但也可以见其关心政务，精于吏事，但为聚民心而行征伐之事，实非社稷之福也。微臣于癸卯科殿试也曾细细看过沈括之《平边齐民论》，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修建堡垒的主张，微臣深表赞同，胜吉五年，微臣任职河东时，便在边境修建堡垒以防西夏，但微臣却不同意沈括擅兴边事的鲁莽之举。河东猛将郭恩领厢兵五千攻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郭恩畏罪自杀。我大周不得已与西夏议和，每年互市交付西夏粮食二十万石、精铁两万斤、丝绢五万匹。若我朝能够绝市以弱其势，筑堡以防其劫掠，长久之下，西夏必成疲弱之师，我大军自可西进攻占兴庆府、尽取河套、河西之地。”
“九月初二，西夏劫掠我延安府、庆州四县，所为者不过棉花之物，因棉花不便运输，才裹挟边地百姓运送棉花而去。棉花之物，我大周产出甚丰，若以西夏所需之棉花抵精铁、粮食，既保存了我大周的实力，避免边境再起战火，又可使百姓不至流离失所。一次劫掠，我大周损失财货何止百万贯，实在经不起太多的损耗。眼下，还是我大周休养生息之时，切不可贪一时之功，而惹大祸。”
“一味退让，只怕会助长党项人的威风，却不知我大周何时能收回河西之地？”柴勐叹一口气言道，“欧阳爱卿，沈爱卿着有《平西齐民论》，司马爱卿于十年前也献上了并州举人刘邕所着《边议》十卷，两位爱卿均为务实守成之忠臣，但关于西夏边事各有章程，一主张全面进攻，以战定边，一主张徐图谋之，以守定边。你身为我朝大司马，却不知有何高见？”
兵部尚书欧阳修出列言道，“回禀陛下，党项人李元昊于仁德十九年反叛我大周，建西夏国定都兴庆，仁德二十一年三川口之战、仁德二十二年好水川之战、仁德二十三年定川寨之战，三战皆大败我军。至此河西走廊尽归西夏，至今已二十八年。我大周三战皆负，既非将士不奋勇报国，也非文官贪生怕死，实乃党项人有三支精锐铁鹞子、步跋子、泼喜军，无往而不克。每战接敌，泼喜军的旋风炮纵石如拳，阻我兵势，而后铁鹞子突阵，待突破我军阵型后，步跋子再夹杂在铁鹞子后面趁势杀入我军军阵，我军阵既破，则败局已定。沈括《平西齐民论》虽有对付铁鹞子、步跋子、泼喜军的战术，但毕竟未曾实战，而我陕西六路安抚司的禁军又与党项三支精锐有很大差距，故臣以为司马光之见甚妥，非坚城雄堡不足以抵西夏。”
“朕之西军甲兵三十万，每年耗钱以千万贯计，难道至今仍不能与西夏相抗？”
“回陛下，步跋子、泼喜军倒也罢了，步跋子擅长山地战，我西军将士也能吃苦，毫不畏战；泼喜军的旋风炮虽利，但必竟只有两百余匹，难免顾此失彼；铁鹞子却是由近亲贵族子弟组建的世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些世兵，长期磨合，战斗力强；而且各自为战，互相辉映，些许损失并不会伤其根本，铁鹞子悍不畏死，人与马相锁，既使身死也不会坠马，保持冲击队形。我军与其对冲，难有胜算。”
“沈爱卿，你意下如何？！”
“回禀陛下，臣早已有大小投石车、扭力抛石机、各式床子弩及神臂弓的图纸和样品，经过训练后的西军，可在与铁鹞子、步跋子、泼喜军相抗中不落下风。”
“沈副使，你这新式武器利用守城、攻城，而不适用于野战，敌骑倏往忽来，只凭利器而无机动之骑兵如何可挡？”司马光不客气地质问道。
“回司马学士，括愿练新兵，以五年为期，必可建功。”
“就只怕纸上谈兵，书生误国！”对于这个学生晚辈，司马光倒也没有客气。
“好了，两位爱卿不必再争，西夏、北辽已劫掠逃窜，军国大事，也非一朝可定，本次大朝会朕还想听听沈爱卿的王道治天下。”
欧阳修、司马光遵旨回列，沈括平复了心情，稍微理了一下思路道，“回禀陛下。秦尚书以水力车机引出其害有三，臣请以王道释之。”
“可！”
“其一，土地兼并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好坏优劣只在人心，朝廷立了规矩，加大监督力度，保障佃户、坊工的利益，则土地兼并有利无害。微臣在钱塘推行新式农具，一户村夫、村妇原先只能耕种二十亩稻田，使用新式农具后，可以耕种五十亩稻田。改为佃户后，不仅可以得到二百贯的售田收入，而且每年可以得一百五十石余粮，折合九十贯收益。”
“其二，改粮为棉需要因地制宜，而无需因噎废食，棉花产出甚丰，不仅可供我大周百姓添置棉布衣裳，棉衣、棉被还可抵御北地之严寒，实与粮食同等重要。但产地却不宜为江南之地，占城稻引进之前，江南播种一季稻，亩产两到三石；占城稻引进之后，江南播种两季稻，亩产提升为四到五石；微臣在钱塘实施不同稻种的间作，亩产可以达到六至七石，钱塘之法亦可以推广至江南。棉花种植性喜光照，可广泛种植于京东路、京西路、陕西路、河东路、河北路、密云路等一年一熟之地。此地产出不过一两石，若改部分农田为种棉，其收益较种粮多几十倍，而江南所产粮食足够大周百姓食用，并可以保常平仓之充盈。而西夏、回鹘之地，更适于棉花生长，异日，我天兵拓地河西、西域，以棉代牧，则西域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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