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吉十五年七月，转塘镇外的万亩良田，处处可见佃农牵着耕牛拖着崭新的工具收割着早稻。
自胜吉十二年六月内侍省织造司二浦官坊建成以来，内侍省通过大量种植从泉州引进的棉花，获利甚丰。而转塘庄园也因出售铁器、瓷器、新式琉璃、各种水力车机、各种木工工具，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半机械化工坊园区，各工坊的流水线源源不断地产出着各类紧俏货物，在各工坊搭建的临时码头，货船不停地卸下原材料，装上货物，然后通过运河销往杭州、江宁、苏州、扬州等州府，甚至连东京开封府的普通百姓也以有几件钱塘沈氏生产的器物为荣。
这三年间，转塘庄园获利高达百万贯，沈括分得五十万贯，王寿光分得三十万贯，各匠头分得十万贯，另有十万贯做为赏钱按月分给各工坊工人。只用了一两年，王寿光便成为钱塘县屈指可数的巨富。
沈括在胜吉十四年，花了二十万贯，买了转塘北侧一整片山林，而后又花了十万贯买了万亩良田，严令种植两季稻。而王寿光也买了五千亩良田，花了二十万贯扩建了转塘庄园，修建了云栖山麓的转塘庄园墓地群，兴修了石制桥梁、硬土路，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可以说，转塘镇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资本倒是来自于王寿光。不是沈括吝啬，不愿出资，实在是王寿光觉得钱多烫手，生怕原本都是苦哈哈的匠人们心有不平，便把钱财用在庄园建设上面。果然在王寿光大把铜钱撒出去后，匠人们都说王匠首仁义，当了朝廷正七品员外郎、分了东家几十万贯分红，也没有忘了一起创业的弟兄。就是原本有另立炉灶想法的匠头们，也考虑到东家、匠首的仁义，钱塘的天时、地利，以及开办产业所必然要面对的官府欺压，如果没有沈家的保护，更有可能血本无归，只好想想作罢。
各位匠头、匠人也纷纷置办田地，一时转塘田贵。除了极少数当地缙绅的祖产外，转塘三个大地主、二十余个小地主及几百自耕农的田地被沈家、王家和转塘新兴地主们购置一空。不是他们甘愿放弃土地，而是跟随转塘转行做工坊主、商人和工坊工人，所获收益远大于原先的耕地产出。
此时江南良田一年两季稻，可以收获五石稻谷，每石粗加工后的糙米值六百文，一亩地总计收成值三贯，农业税三成，加上人丁、徭役和各种摊派，倒有一半收成得交给官府衙役。扣掉人吃马嚼，一亩地能落下一贯收入便是好年景。一个自耕农一般耕作二十亩地，而这不到二十贯的收入却含了全家四季衣服、各种牲畜的草料、工具的购买维修，还有其它杂七杂八的费用。如果遇到好年景，倒也生活的滋润，但一遇灾荒年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只好卖田，转为佃农。
而成为转塘工坊的工人，一个劳力一个月两贯的稳定收入，东家还管了一天两顿饭，代缴了人丁税和其它赋税，一户家庭以一男一女两个劳力来计算，男丁可以去窑场、铁器坊、船坊，女丁可以去织造坊，一个月便有了四贯的收入。加上转塘庄园有廉价的房屋可以租用，一个月不足一百文，子女也可以在转塘庄园内部的学堂念书识字。比起租用老爷的田地或自己耕种都强了不少。甚至攒上几年钱，便可以在临近村镇买十几亩田地，雇些棉农采棉赚钱。
自从二浦镇从泉州引进了棉花，二浦镇、转塘镇及附近的州县便纷纷放弃了种植稻谷，转而种值棉花。这时棉花产量还不高，一年产一季，亩产仅一百二十斤，但是棉花实用金贵，一两棉花即可卖到三十五文钱，一斤棉花五百六十文，几乎抵得上一石糙米的价格，一亩棉田就算是批发给二浦官坊或转塘织坊这样的大棉商，棉户也能收益四十贯，去掉人工、损耗等，一亩棉地一年少说净赚二十多贯，比起一亩稻田收益不到一贯而言，有几十倍之多。
此时的大周，棉花还没有大量生产，棉布、棉衣、棉被这些后世已成必需品的棉花制品，此时还远未流行。泉州市舶司引入的棉种来自大食（注：今阿拉伯半岛）、故临（注：今印|度西南海岸）等地，经福建一地播种收益后，才逐渐为各州府所亲睐，特别是北方，一身棉衣，一件棉被便可抵挡寒冬，不然一场雪下来，不知道要冻死多少。少数官府希望靠棉花赢利，但绝大多数地主农民还是不愿放弃种植稻谷、改种棉花。前几年，手工纺织所需棉花原材料并不多，供需矛盾尚可解决，随着水力车机带动纺纱机、纺布机的兴起，棉花的需求增长了几十倍，二浦镇、转塘镇作为新兴纺织业的核心区域，自然出现大量良田被收购兼并转种棉花的情况。棉花暴利，而稻田利薄，沈括担心的棉田挤占稻田的情况终于出现了。
虽然沈括这一万多亩良田播种着稻谷，经过多年来的尝试和优化，通过植株不同高低的品种间种，通过插秧机、收割机、脱粒机等新式畜力机械的实验推广，大幅提升了单个农民的耕种面积和收益。但此时的江南，农民不缺，缺的是土地，所以这万亩试验田的成功多少显得有些鸡肋。如果不是沈括的再三要求，王寿光恨不得在胜吉十五年春天棉花播种时就“好心”地帮沈括全部种植成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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