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曹确显然不打算直接说明自己的用意，于是他轻拍了两下手掌，示意歌伎可以暂且退出，让宾客们用过饭后再说其他。
顾柯正准备动筷时才发觉曹确似乎瞥了自己一眼，但他抬头时又发现曹确早就将视线挪到杭州刺史令狐纁处，与他把臂言欢起来。
“这个紫髯相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顾柯在心里嘀咕了两句，随即也懒得去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此番赴宴，能做的准备都已经做完了，大不了随机应变。
席间酒至半酣，曹确忽然说道：
“诸君可知这官宴‘会食’出自何处？”
张搏微微一笑，接过话头说：
“无非便是浙西观察使衙门借‘食本’名义拨出款项，用作赊贷发到民间，每年利息高达两番，本金之外多出的利息便是这官宴的花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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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在朝廷的官员之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用餐方式，朝廷文书中称之为“会食”。
会食是朝廷官员们的用餐方法，起源于唐太宗时期。
唐太宗时期，官员劳累，朝中事务繁忙，朝会经常会持续很长时间，官员们也因此变得十分辛苦。
为避免劳累过度，唐太宗赐食朝官，又由于朝官们被赐食于廊庑之下，所以这被称之为“廊下食”，这也是“会食”的开始。
会食是面向官员的，由于官员在早上日出之时便要开始工作，一天下来需要很久的时间，所以有必要为官员设置一定的食料供给。
在唐王朝官员会食当中，其中面向宰相的会食最为高级。
政事堂供给宰相会食，是皇帝对官员的赏赐，同时也为官员增加了一种隐性福利，使官员工作效率有所提升。
后来京城百司，各地官府也因此确立了此项制度，用盈余剰下的资金设立公厨，会食也因此而制度化起来。
会食早期的基本特点是：
“所有的宾客都共用一张桌子，但是其基本食料却由专门的仆人进行分配，只有粥、汤、饼之类的才会共用，—般放在桌旁，也由仆人进行合理分配。”
会食制度，在初唐时处于发展的早期，贞观年间正式启用，到了开元年间才有了较大的改变——财政来源不再是简单地依靠朝廷财政从预算中统一拨给，而是有一套自己的运作方法。
那便是由各级政府自己经营高利贷，从中获利，然后将这一部分利润用于会食支出部分，以这种方法为目的的放贷叫做“食本”。
朝廷把国家财政提供给京司的“食本”数目写在了政法典籍之中，可见当时朝廷对会食制度是极为关注的。
唐代会食制度的前后发展大不相同，各有各的特点，只是相对来说后期发展更为完整，但中央与地方也都是在各自的平行线中发展。
朝廷一直都重视中央的会食制度，每逢大小朝会都会举办会食，但对于地方的会食制度则从来都是漠然的态度。
这从朝廷和地方在“食本”数额上的分配便可侧面反应，这也符合了朝廷一向重内轻外的基本特点。
不过地方官府显然不会就这么单纯依靠朝廷拨给的“食本”来维持会食制度的运作，而是会主动从赋税中抽取一部分作为“食本”本金拿来放贷。
更有甚者，直接不要脸到公然向民间摊派，额外征收“食本钱”，然后再把从民间征收而来的“食本”用高利贷的方式输送回到民间的经济活动中来牟利。
如此“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简直是无耻之尤，与盗匪无异。
不过到了晚唐时期，会食已然不仅仅局限于官员完成公务后聚餐，每逢节日长假时，由各地主官举办的官宴也会从会食的“食本”中抽取钱财用作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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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直接将“食本”以钱粮的方式拨付给各级官吏，省去了会食的步骤，把隐性福利变成了直接的收入。
不过正因为会食与政事相连，会食和官宴也成了唐朝官员政治角逐的另一个舞台，故而大多数时候官员们宁愿选择参加会食官宴而非仅仅拿一点“食本钱”。
但对于平民社会来说，会食制度是有着消极影响的。
因为会食长期依靠官方放贷生利的“食本”，为了有更高的收益，其利率也高，对于借钱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层层设下的“食本钱”，经过各级官员的侵吞，也不断散失，这种现象循环往复，导致吏治日坏，国政腐化。
张搏和曹确突然一唱一和地提起“食本钱”的事，一下便触动了各级官员们心中最敏感的那根弦——因为“食本钱”多年来早已成为他们收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难道曹确是打算取缔掉食本钱来给他精兵简政的谋划铺路不成？
许多官员已然有些坐不住了，暗中对视一眼，做好了一旦曹确要削减他们的“食本钱”，就一同发难拒绝此事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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