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四日辰时，甲板上“一片狼藉”的舫船在码头上行人的惊愕目光中逐渐停靠在了润州治所，丹徒县城外的码头上。
李缯见不远处的江南第一雄城润州近在眼前，捋着美髯，一时间来了讲古的兴致，对着顾柯有些感慨地说道：
“润州本乃我朝江南东道首府，其治所丹徒，自先秦时便是三吴锁钥。
相传太伯后裔所建的勾吴国便是发源自丹徒，而古圣贤延陵季子季札的封地也正在此地，称得上是三吴文脉所在。”
顾柯自小便通读九经，吴地方志和各类文人笔记，对自家祖宗出身发迹的吴郡历史那更是了如指掌。
不过既然李缯有讲古的兴致，他自然也要装作一副受教的模样，很是满足了李缯好为人师的欲望。
只是不时出言应和一二，说说自己所出身的吴郡顾氏的典故，以免让李缯觉得自己不学无术，连自家祖宗的历史都记不得了。
顾柯在交谈中很好地把握了谈话的尺度，既不会让李缯觉得他刻意谄媚，又不会表现得过于突出，让李缯感觉自己喧宾夺主，真可谓是唐代高质量陪聊。
几番交流下来，李缯对顾柯是越看越顺眼，俨然已经忘记了先前被顾柯利用的事，只恨他不是自家子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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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缯所说的先秦吴国历史其实只是这个年代的通行说法，源自《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吴国历史的记录。
丹徒最早称“宜”，是周康王封给虞侯的领地。
春秋时属吴，名朱方。吴亡属越，越亡属楚，更名谷阳。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郡县。
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改谷阳县为丹徒县，才第一次有了“丹徒”之名。
而根据现代考古证据，出土自丹徒的西周宜侯夨（ce四声）簋（gui三声）上的铭文记载了器物主人夨（ce四声）被周康王册封为宜侯，并赏赐鬯、瓒、弓、箭、土地、庶人等的事件。
这件青铜器堪称是无价之宝，有效地弥补了传世文本记录中关于西周早期封建制度的缺失，对西周时期还充满迷雾的江淮地区封建情况做了很好的补充。
而夨（ce四声）的真实身份，经过郭沫若、唐兰二位先生的考证，认为夨（ce四声）就是周章。
也有人认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还提及由于赏赐的级别很高，甚至超过了后来为周室立大功而被封诸侯伯长的晋文公，说明被封者身份很高（王室近族）。
虞仲有二，史简有载：
其一为周太王的次子、吴太伯之弟，周文王之次兄，名仲雍，是商末所建吴国的第二任君主。
其二为仲雍的曾孙，虞国的首位受封君主，排行第二，封在虞国，故称虞仲。
此处的虞仲即为后者。
而仲雍下传四代便是周章，他也是吴国第一位以周人后裔自称的国君，周武王克商之后找到的同族后裔，由吴太伯和仲雍建立的吴国当时的国君便是他。
因为吴太伯实际上无后，周人一直用虞仲之后代表出走之族，所以古吴国国君实则应该是仲雍之后。
以上史书的记载出现了前后两个虞仲，而前一个虞仲名为仲雍，后一个虞仲是仲雍的曾孙，排行第二，受封虞国，故称虞仲。
两人是曾祖父和曾孙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仲雍也被称为虞仲呢？
而吴国国君实际身为仲雍之后，又为何要自称为太伯之后呢?
因为按照周代的封建宗法体制，周章作为仲雍的长曾孙理所当然地应该绍继太伯之祀（过继必须以嫡以长）。
这样，仲雍的承祀者只能是其次曾孙仲（排行二，所以称仲）了，仲被封在虞国，所以称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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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虞仲承祀仲雍，所以仲雍的后人又用虞国的虞字冠名仲雍名前追尊之，而仲雍也排行第二，所以也称虞仲。
在春秋三传的记录中，周在淮河以东以南的地方并没有转封的诸侯，但是宜侯簋的出土填补了这个缺失。
也就是说，曾经有周人贵族转封于长江下游，但是在西周末年东夷的打击之下被摧毁。
例如武王之穆中曾有所谓“邗晋应韩”，其地应该在两淮间的邗沟附近，也不见《左传》记录，可能也应该已经亡于东夷。
因此吴人也完全可能是宜侯之国瓦解后其居民与土着文明结合的后裔，相较于吴太伯后裔的传统观点，这一说法或许会更接近古勾吴国历史的真相。
当然顾柯和李缯此时肯定并不知晓尚且尘封于丹徒这座古城之下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究竟有着怎样足以补充《左传》遗漏的宝贵历史资料。
他们所熟知的丹徒和润州，更多是汉代以来的历史：
汉高祖六年（前201），封刘贾为荆王，号荆国，丹徒为其属县。
十二年，原刘贾封地改封吴王刘濞，更名吴国，丹徒县属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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