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杨箕只是简单地教训了犯错的新兵，见他们重新打起精神后就不再打骂他们，反倒和他们一起挺直了背脊“罚站”起来。
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军营里动辄断肢，斩首的恐怖刑罚，华亭团结新兵营里多了些人情味，能吃饱睡好，但在管理的严格上又超过了那些提倡使用肉刑的军营，让这些新兵一时间是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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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尽管杨箕时常用不准吃饭来惩罚犯了事的新兵，但新兵营内的官兵都是同样的饮食待遇，营主与新兵所吃的饭菜都是净莲社提供的大锅饭菜，并没有开小灶的行为。
身为副营主的刘苌本人因为个人经历，也是个极其讨厌待遇特殊化的。
因为太过讲究官兵平等，他在庞勋军中时也堪称异类，经常被人排挤去最危险的战场殿后或冲阵，如果不是武艺高强兼之命大，早就交代在战场上了。
如此官兵一体之下，尽管训练十分艰苦又枯燥，新兵们大多也没有将怨言投向顾柯或营主，顶多暗地里骂两句“黑脸猢狲”。
经过一旬的训练后，新兵营每日出操和晨跑掉队的情况已经少了许多，被罚站的新兵从最开始的近三分之一降低到了五十余人，或许用不了多久，杨箕便没法再拉人出列罚站了。
当然有人肯定会疑惑，养兵花钱如流水，为何初步恢复了浙西盐政收入后，顾柯就能有如此财力来供养这上千兵丁这般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呢？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在往日大唐盐政尚未败坏时：
“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每屯有丁有兵，岁得盐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负海州岁免租为盐二万斛以输司农。青、楚、海、沧、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
第五琦，刘晏盐铁改制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设置盐监的地方州县官员逐渐与其辖区内的盐监官员合流，也即由地方州县官员兼任盐监官这一早期被严厉禁止的行为越发普遍。
以至于朝廷在对官吏进行考功时，也不得不把其辖区内的铜铁盐等官营产业的产出纳入每年的两税征收考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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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柯本官乃是华亭县丞，但曹确让他主持的却是华亭县的盐政改制，故而他在浙西观察使衙门内的职务是巡盐判官，为了便于实际处理盐政事务再给他兼职了一个嘉兴监巡盐副使的职务。
而刘晏改盐政和杨炎改两税法时都将每年征收的赋税分为三部分，即所谓“两税三分法”：
除去运往长安的部分，还有上缴州县所在观察使衙门，节度使衙门的部分外，其余部分留在州县所在地的官府以备缓急。
刘晏更是将盐税收入的近三成留在各地巡盐监院，用于打击私盐，扩大生产，改良技术，筹备转运事宜。
元稹曾有言：“自国家置两税以来，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曰上供，二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为入，定额以给资。”
可惜这种理想化的情形并未维持多久，唐宣宗上台后更是将会昌中兴时好不容易短暂恢复的良好财政挥霍一空，彻底让两税法改革最初的用意沦为空文，三十年来盐政败坏日甚一日。
顾柯用来养兵的财源很大一部分便来自借巡盐监院名义合法截留的盐税收入，曹确借着筹建团结兵的名目让顾柯可以凭故例挪用盐税收入买进米粮等物资充作军需。
这也算是顾柯推行盐政改制成功以来让浙西观察使衙门收入猛增后，曹确对顾柯的投桃报李了。
自华亭榷盐院建立，盐引制度试行以来，前来买盐的商人堪称络绎不绝，每日的盐税收入都超过千贯，哪怕除去了上缴盐铁转运使和浙西观察使的部分，顾柯仍然能留下每日超过两百贯的公账盐税收入用来练兵。
但浙西内部并非所有人都对顾柯在华亭自立团结兵的胆大妄为视若无睹。
顾柯知道，在此番不久后浙西观察使曹确举行的上元官宴里，就有人打算趁机对自己发难，倘若团结兵训练得太差，这些人便会以“空耗钱粮”的理由要求取缔顾柯的团结兵。
如果这样，那顾柯在华亭榷场截留的这部分盐税便要让出来上交给浙西衙门弥补养兵的花销以及给各级官吏增加俸禄。
乃至到最后连华亭榷场也会成为被他人摘取的功劳果实，盐税改制这一政绩也落不到顾柯的头上，这当然是顾柯所不能忍受的。
故而这上元宴顾柯是一定要去，而且还要找机会彻底堵住旁人对华亭团结兵的攻讦，但究竟该用什么办法，他还没有头绪，只能先抓紧时间加强团结新兵的训练，以不变应万变了。
当然这时正为如何堵住别人非议的嘴而烦恼的顾少府绝不会想到，最终帮他解决了此事的人竟然是一个老对手，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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