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失地农民开始从事雇佣劳动补贴家用乃至经营小手工业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关于这一现象，唐人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农夫经商的记载：
如《玄怪录》卷二《尼妙寂》讲元和年间一个叫尼妙寂的村姑替父、替夫报仇的故事，她的仇人申就是一个亦农亦商、从事多种经营的民户。
贞元年间李翱在进士策问中对当时农民经商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
德宗朝名相陆贽也云：“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
尤其在地狭人稠的江南，早在八十多年前的唐德宗贞元年间，华亭县所在的苏州西去三百余里，便是太湖西南岸的湖州，其中有顾渚山的制茶工坊和茶园贡院，雇工数万，雇佣时间更是长达数月：
“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而穆宗长庆时期，京畿至周至县：“三署移民，游首其间，市闾杂业者多于县人十九，趋农桑业者十五。”
文宗大和年间时则有“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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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大和年间，京畿地区“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
而长安、洛阳、广州等巨型城市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以种花为业的花农，宣宗大中年间司马扎所写《卖花者》诗对花农的生产经营作了描写：
“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
不知力田苦，却笑耕耘辈。
当春卖春色，来往经几代。
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
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
宋代的《太平广记》中《岳州人》也记载：
“唐咸通中，岳州有村人，涸湖池取鱼，获龟犹倍多，悉剜其肉截龟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
陆龟蒙在《江边》诗中记“苏州某菜农种菜达十亩之多”。
由此可见，农民从事手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种植业，纺织业、制茶业、矿业等需要劳动力较多的行业。而且资金有限，经营的区域比较狭小，仍旧持有轻商惧富的心理。
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民家庭中仍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相对均田制下的农村来讲，商品生产和交换已经是大为发展了，并且为后来宋代的商业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没有唐亡之后混乱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和唐亡前空前血腥的兼并战争，或许这种繁荣会来得更快。
故而顾柯大量采用雇佣工来为官府盐场工作反倒是相当符合时人认知的合理做法，只不过是换了个行当，只要他能出得起钱，亭户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只会乐见其成。
顾柯见亭户们已经开始热烈地讨论两日后的长跑选拔，有些人还不服输地互相打赌看谁才能通过初选，心知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便笑着宣布今日的法会已经结束，亭户们可自行离去。
随即便扶着“身受重伤”在榻上躺得已经腿麻的二兄顾博往后院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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