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豪强，虽然有机会送家族子弟去接受教育，但只能读到本科毕业，即使能力很突出，但按照只招聘硕士生的条件，他们永远没机会得到选任资格，除非他们把这些子弟送入导师的门下，这就是汉代门生关系的重要性。
丁宽出身小吏之家，就是依靠拜师徐淑的关系，才能勉强混了个士人的身份，汉末的刀兵战乱，打破了和平时期的官员晋升体系，才使得他有机会脱颖而出。
汉代的两个特权阶层，士人阶层是依靠儒家经学体系构成的，通过血脉、姻亲、门生和故吏，编织了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几乎垄断的了汉帝国的管理权。
这些编织社会关系网的各种关联，血脉、姻亲、门生、故吏，都是私人的社会关系。但士人集团牛逼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这些私人关系的维系方法，抽象到了道德的高度。
大汉士人以儒家道德为标准，为士人整个团体，建立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并成功把这种行为模式，推广成为整个帝国整体共识。
这种被群体所接受和遵循的行为标准，就脱离了私人关系的范畴。只要个体的行为，达到了这个标准，就会被整个群体所接受，这就是所谓的名望。
道德标准一旦被抽象出来，轻易是不会作出太大改变的，这就保持了整个士人集团的整体稳定性。同时也使得整个士人团体，能够依照共同的步调来行事，更容易团结力量。
至于功勋贵族，其实是依附在皇权之下的，包括宗亲、外戚、甚至宦官的家族。这些功勋家族通过与皇帝的密切关系，成为皇权的外延，与已经发展成庞然大物的士人集团，共同垄断帝国的高层权力。
只不过功勋贵族对皇权的依附，是建立在皇帝个人的喜好之上的。这种喜好，既不稳定，也很难通过血脉进行传承，就造成了功勋贵族内部经常的进行更迭。
大汉的功勋贵族，是代表皇权来掌管国家权力的，外戚、宦官之间的不断斗争、倾轧，其实是功勋贵族之间的权力之争，大部分时候，士人集团是在冷眼旁观的，把这当成了皇权内部的家事。
皇权是帝国架构的天然最高权力，士人集团对国家的管理权，也是依附在皇权之下。只是士人抽象出来的道德规范，一旦成为了整体社会的规范，却反过来开始制约皇权。随着士人集团的发展壮大，与皇权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这就是相权与皇权之争。
皇帝依靠功勋贵族集团牢牢把持了中央那张椅子，士人集团以道德体系为团体的共同理念，围绕着这张椅子，将“忠”、孝这些理念，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准绳。
中央的椅子只有一张，被神话为龙椅，汉朝士人集团，并没有想要去抢夺那把椅子，但却在龙椅之下，多设一些高级的凳子，与这张龙椅共享权力。
坐上龙椅的资格是靠皇家血脉来传承的，在帝国时代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正义性。龙椅边的的凳子，则主要是由士人集团和勋贵集团在分享。
但随着大汉的发展，帝国管理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围绕在龙椅周围的凳子，获得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甚至有了与龙椅争端权力的能力。
围绕坐龙椅资格和做凳子资格的争夺，就是大汉几百年来中枢权力倾轧的实质。尤其是东汉天子寿命普遍较短，更是加剧了这种争夺的烈度和频率。
而宦官也凭借与东汉天子的亲密关系，获得了坐上椅子的资格，与勋贵、士人争抢起来这些凳子，这就是党锢之祸的根源。
有经学流派为依托，汉朝士人集团内部分配凳子，有一定的规范和秩序勋贵，最后形成世家，可以把做凳子的权力世代相传。
宦官与勋贵之间的争夺，则更加的血腥和无序，而且很难把权力继承给后代。这就是为什么，曹操曹孟德，出身勋贵家族，有极深宦官背景，却要一心挤入士人集团的原因。
世家、勋贵、宦官，在中枢之内，抢夺的是围绕龙椅的凳子。但到了地方上，抢夺的就是地方的话语权。能够大富霸一郡的，只能是世家、勋贵、宦官这种，有抢凳子资格的家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家、勋贵、宦官对中枢的凳子、地方的话语权，垄断的越来越紧密，社会阶层日渐固化，压制其他人的层级跃迁机会。
很多被压制的士人，对把持了帝国权力的皇族、世家、勋贵、宦官日渐不满，加之皇族、世家、勋贵、宦官对社会的各种强取豪夺，才造成了汉末冲突的愈演愈烈。
党锢之祸，是权力分配失衡的结果，也是汉末乱世的前奏。只是由于宦官群体，恣意贪赃不法，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使得党人有了道德的至高点。但本质上，党锢之祸仍然是对权力的争夺。
灵帝一朝，从清算窦武的辛亥政潮开始，历经党锢之祸、黄巾之乱、何进被诛、董卓进京，原本的社会秩序已经彻底崩塌。
丁宽要建立新王朝，不仅要击败诸多乘乱而起的诸侯，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建立这些社会阶层的新秩序，将社会矛盾重新缓和到可控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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