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中，肯定有不同意见出现，尤其是很多大族出身的人，已经习惯了豪奢，对丁宽和马日磾的节俭很是有意见，只是丁宽过于强势，而且文官体系手中的钱粮极为有限，各项监察又极为严格，也只能无奈的接受了现实。
马日磾原本也是大族出身的奢华之人，不过他极有眼色，自从依附了丁宽之后，发现丁宽崇尚简朴实用，马日磾也马上跟着改弦更张，在公众场合务实了很多，甚至于他回到自己的家中，也不敢向以前一样的铺张浪费。
丁宽虽然自己比较勤俭务实，但并没有到不近人情的程度，而且丁家本身发迹，就是依靠了诸多奢侈商品在赚取利益，因此对官员的私生活是否奢靡，丁宽并没有过多的去干涉。
丁宽更加关注的，是政府的钱粮所用之地，是否是有足够的价值。百官如果家世良好，财产丰厚，个人喜好奢华，丁宽并不会多管，但如果想用公款来进行私人享受，丁宽的监察体系就会很快找上门来。
洛阳的大规模重建，自然引起了天下诸侯的高度关注。洛阳可是大汉的都城，是这个天下的权力核心之象征所在，从某种意义上，只有大汉的权力中枢，才有权力来重建洛阳城。
丁宽大张旗鼓重建洛阳，并把太傅府和骠骑将军府都迁回了洛阳附近，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丁宽的诸州联盟体系，已经不满足于作为地方军阀了，而是对大汉的中枢权力，进行了赤裸裸的霸占。
丁宽接下来的动作，更是把这种目的，毫不掩饰的表达了出来。
丁宽让马日磾回到洛阳，可不仅仅是占据这个旧日都城这么简单，丁宽就是要让马日磾出面，在洛阳建立新的权力中枢。
马日磾除了是官拜太傅，持节镇抚关东之外，身上其实还有一个权责封赏，此前被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权责就是录尚书事。
东汉末年，大汉的官制实际上已经非常的混乱了，尤其是从宦官当权开始，所谓三公九卿的地位虽然很高，但实权却在被不断削弱的。
他们被削除的权力，就逐步归结到了尚书台，到了汉末之时，尚书台已经成为了大汉帝国的真正权力中枢部门。
尚书台名义上的首席官员，是尚书令，只不过在真正运作的过程中，这个尚书令的权力反而并不是最大的，往往皇帝会指派自己信重的人物，来统领尚书台的工作，这就是录尚书事。
在大汉的皇权没有被董卓彻底压制之前，大汉的重臣如果掌握实权的情况下，都会有一个录尚书事的权责封赏。例如当初的何进与袁隗，二人共同把持了朝政，身上就有共录尚书事的头衔。
不过在董卓专政之后，别说尚书台，就是皇帝的权力都已经被武将架空了，三公府、尚书台，等等原本的权力机构，都成为了装点门面的摆设。
录尚书事，也就再没什么实际的意义了，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衔。马日磾当初官拜太傅之时，同样被加了这个录尚书事，只是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发挥真正的作用了。
但现在马日磾有了丁宽的支持，他头上这个录尚书事的权责就完全不同了，丁宽与马日磾共同商量的结果，就是马日磾在洛阳，以太傅录尚书事的身份，重新设立了一个尚书台。
而这个尚书台，就是丁宽用来管理诸州联盟的中枢机构。新的尚书台虽然重新成立了，但要良好的运作，需要有合适的官员。
现在丁宽的麾下领地，已经接近了八州之地，要处理的公务会有多繁琐，只要略微一想象，就能知道了，没有足够能力的官员，马日磾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承担起这个部门的。
为此，丁宽特意派出了使者，去往治下的几个州，准备邀请之前这些州的刺史，回到京城洛阳，共掌尚书台。而各州刺史的职权，在这个过程中会继续削弱，这些刺史的继任人选，也不需要再用重臣来担任。
刺史这个职位，在汉末非常的特殊，本来刺史与太守是地方上相互制约的官职，刺史的实际权力略高于太守。但大汉中枢衰弱之后，各州的刺史纷纷自立，并通过刺史升任州牧，转化为了真正的地方诸侯。
为了防止这种地方分裂的倾向，丁宽麾下的诸州联盟体系之中，对于各州的刺史的权力，实际上一直是在不断进行削弱。
不仅是刺史，丁宽治下各郡的太守权责，也比其他诸侯麾下的太守要小很多。尤其是兵马之权被丁宽透过都尉体系全盘掌握之后，刺史、太守已经完全转化为地方文官。
因此对于大汉那些传统官员而言，中枢的权力要比刺史、太守有吸引力的多，尤其是偏远之地的刺史，更是极为愿意回到洛阳，进入尚书台。
丁宽治下，平州刺史是韩融、青州刺史是陈纪、徐州刺史朱符、豫州刺史郭贡、扬州刺史王朗、交州刺史陈群、兖州刺史顾习，总共七个刺史，都表示愿意听从这次人事调度，来洛阳帮助马日磾共掌尚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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