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辞官了？”
张贵闻知许多上辞官疏的文官在实行离任调查制度后不想再辞官后，就倍感好笑起来，且对制策司的其他大臣们道：“但这可由不得他们！”
“是啊，由不得他们，要想辞官归隐，就得两袖清风的离开，即便有历年积宦，也当是合法所取，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国帑民膏岂能侵吞？”
袁可立这时附和着道。
而张贵则起身又道：“没有调查出问题的官员，或许不是因为自身清廉正直，而是还没来得及有机会以权谋私，我们不如再想想他们辞官后还有哪些侵吞国帑民膏的可能？”
“制策司的职责就应当是为陛下提前制定出相应防范条例，所谓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制度的建设不能等到问题非常严重后再去建立，那样可能已经不合时宜。”
袁可立听张贵这么说便道：“滋扰驿站是致仕离任官员和士绅最有可能侵吞国帑民膏的方式！”
“他们会通过做官的朋友获得驿站传票滋扰驿站，向驿站勒索车马等费，乃至强逼当地百姓供他们役使，甚至是军户！”
韩爌则在这时候说道：“也正因为，也有御史上疏请朝廷裁撤驿站，这样既省国帑，也避免官绅因滋扰驿站而造成国帑大量流失和百姓受盘剥之苦。”
张贵突然想到崇祯裁撤驿站后导致李自成起兵造反的事，便道：“裁撤驿站不可！”
“为什么不可？”
韩爌问道。
张贵道：“裁撤驿站后，那么多驿卒怎么安排？朝廷不能不管他们的死活。我们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同时还要惠民，所以，即便驿站制度眼下弊病丛生，也不能贸然裁撤。”
“何况，驿站的确也有朝廷切实需要的功能。改革不能怎么容易怎么来，得怎么有利怎么来，还是从导致驿站开销过大与百姓受盘剥过重的根本上着手改革比较好。”
“那就还是只能折腾官绅。”
陈子壮回道。
“改革就是折腾，我们也只能折腾官绅，难不成还能折腾百姓？百姓可经不起折腾了。”
张贵回道。
魏忠贤插话道：“那这事给我们东厂干，由我东厂派官校巡视各路驿站，一旦查出有滋扰驿站者，抓！”
“东厂自己人腐化怎么办？”
袁可立这时问了一句。
魏忠贤：“……”
张贵这时候道：“那就文官这边设巡驿御史官，划区设置；东厂也设查驿监丞，划区设置；我西厂也设掌驿千户官，划区设置；各自皆派一官，督察天下驿政，如何？”
魏忠贤一脸幽怨地道：“咱家没意见，袁总宪既然担心我东厂独司此权会趁机胡作非为，那三方各派一官，倒也可以互相监督，省得到时候被人质疑瞒报朝廷，包庇地方官员。”
“这样是不错，但这就要增加不少官员，大凡改革皆是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唯独我大明变法一直在增加官吏。”
陈子壮这时候说道。
张贵笑道：“这也是我大明与以往朝代不同的地方。如两宋有一大弊政就是冗员严重，但本朝则刚好相反，冗杂的不是官员，而是胥吏、士绅、生员。而这些人，虽表面上对朝廷造成的直接损害不大，但他们在民间包揽词讼、盘剥生民，对老百姓造成的破坏却很大，而老百姓能否安居乐业是国朝能否延续的根本，故而，这就需要我们增加一批正直明断的官员去管制他们，或者发动百姓去抗衡他们。”
明末着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明亡后，痛定思痛的总结出了导致明朝灭亡的三大害。
他认为这三大害就是胥吏、士绅、生员。
身为官绅子弟兼生员功名的他，把士绅、生员列为其中之二，不可谓不够有胆魄。
底层出身的魏忠贤倒是对此深有同感，道：“要不说还是国舅爷目光如炬呢，要说咱老百姓，最害怕的就是这胥吏、士绅、生员，没一个不是敲骨吸髓的！而且基本上轮着来，胥吏下乡借着收税的名义勒索完，就是士绅收租，接着便有相公说我们偷了他的东西，非要去官府告我们，也有相公趁此以帮我们词讼为名索要钱财，反正这些相公们是唯恐天下不乱！咱家也正因为受不了才断了自己的子孙根进了宫呢。”
魏忠贤说着竟不自觉的抹起眼角来，似乎昔日的阶级仇恨真对他造成了刻骨铭心的感受。
张贵拍了拍魏忠贤的肩膀：“老魏，既这样，你要多为老百姓说说话。”
“国舅爷放心就是，宫里人是咱婆家人，但百姓可是咱娘家人，咱能不为他们说话？”
魏忠贤回道。
张贵也不知道魏忠贤这话是不是场面上说说而已，但无论如何，在他看来，魏忠贤现在能在场面允诺要为老百姓说话也已经不错了。
接着，张贵又道：“汉书有一言，叫‘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我们变法也一样，不能照搬古人之变法，也要结合本朝之实际。不知诸公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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