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与王敦盟誓之后几个月，果然不光荆州江州方面没有再找司州的麻烦，淮南方面，王敦也没有再敢打寿春的主意。
王敦虽然威名益盛，但鉴于祖逖在外威慑，而朝中又有刘隗、刁协辅佐司马睿，即使朝中他的从兄王导亦有权势，但很少有人觉得他会立刻谋反。所以，防备王敦谋反这件事情，桓景只与弟弟仔细讨论过，毕竟表面上两家正是亲密合作之时，不宜主动撕破脸皮。
至于兄弟俩讨论的结果，对外则是广派探子，故意对南阳不设防，而将机动兵力集于洛阳。这样表面上不会让气氛紧张，而南边一旦有事，则可以迅速从洛阳出兵。至于北边，石勒在并州力量薄弱，所以只可能从河北南下，而作为必经之路的汲郡，早就安置了段匹磾在那里守着，也算是以夷制夷。
或许是因为知道南边防备森严，或许是因为上次桓景北上带走了太多流民而无人生产粮食，凡是从襄国回来的探子来报，都说石勒将全军分散在领地各处，并无南征的打算。
四境再度安定下来。
时间来到太兴二年五月，夏初，刈麦之时。
荆州的王廙依约送来了粮草，确有五万石之数。毫不意外，其中多数为陈谷，但好歹算是粮食，桓景将其立刻散发给司州的军民，而谷仓空出来准备存放新出的麦子，所谓推陈出新也。
今年春天来得较早，而雨水又过少，所以大多数地方已有荒年的苗头。在大战之后，石勒治下的河北开始闹起了瘟疫，大量田地荒废。整个华北则是普遍旱灾，
但司州受到影响甚微。
原因当然是司州的农耕方式有了进步，一增一减之后，粮食产量还算稳定。
燕燕进一步督造曲辕犁、人字耙等农具，四处修筑风车水车；葛洪则不断实验草木灰的配方，并且在田野间对小麦做选种。虽然都是对张华遗书的复制粘贴式创新，但效果显着。而文字在民间的普及，则让安置此间的流民对这些农具很快就能上手。
可虽然司州并无歉收之虞，桓景还是得不断在田间地头奔忙。
原因则是去年敲定的军府制度——这是这个制度第一次在司州经受考验。
温峤前年提出这个制度的时候，正是箕关之战前，因为要准备战事，所以暂时搁置了。后来战间期才慢慢推行开来。然而完全在所有辖地铺开，已经是去年刈麦之后的事情了。
改革的初衷，是将司州本地和外来的坞堡主，变作军府体系下的将校。桓景在温峤的提议上进一步发挥，配合上后世的府兵制，将民政也和军队管理兼容，这样新军和司州本质就是一个东西，亦兵亦农。
先前的新军有五旅二营共万余人，后来每旅之兵扩增到三千人，就有了总共一万六七千人。看似有序，一旦要兼并新领地上其他武装，就会有些混乱。
比如李矩的部下，从前是独立的荥阳军，也打散混编到了新军里面。但若是打散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地步，也并无什么战斗力了。所以荥阳军士，原先以骁勇着称，在打散到新军之中后，反而成了不识字的落后新兵，其中落差可以想见。幸亏李矩本人谦和，在原荥阳军中又有威望，所以才未酿成兵变，两年磨合下来也算融入了新军的体系。
但以后若是每打下一块地，都要花两年时间磨合成一支完善的军队，这是无法想象的。
而扩军，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刚需。
正是因为对兵源的高要求，新军一直只是维持一万六七千人的规模，自守有余，一旦出击，就人数过少。比如这次北上河北，留守邺城要分兵，留守邯郸要分兵，如是之后，剩下的军队面对襄国的偏师守军反而不占数量优势。
而这次和王敦的紧张事态之后，南边的压力也骤然变大，除了与豫州祖逖接壤的部分可以不用设防外，四境虽然苟安一时，但都是潜在的敌人。
此时经过两年时间，四面迁来的流民已经在司州安定下来。是时候将他们也纳入兵源了。
改革的第一条，就是将五旅之兵，与地方挂钩。
目前的潜在的敌人，一共来自四个方向：河北的石勒、平阳的刘聪、关中的刘曜、还有南边荆州的王敦。所以桓景让二三四五旅分别负责各个方向的防务。比如防卫刘聪方向的第三旅，就屯驻在河阳和箕关一带，一旦刘聪来攻，可以立刻持有箕关。
每个旅也有了对应的军府，与郡府相关联，比如河内郡的军府，就要负责原第三旅对刘聪方向的兵源和粮草，军府自行管理军资。这样军队和地方绑定，平时，军队协助当地耕种，战时，地方反哺军队。
这些军府，则以四个主要潜在敌人所在位置做了命名，分别为襄国府、平阳府、长安府和南府（为了不刺激王敦）。
至于第一旅则与从前的荣誉营合并，成为了桓景的“禁卫军”，称中府。卫戍营依然由桓彝负责，主管洛阳的防务。这两支部队则是唯二脱产的精兵，当然也是合全州之力供养。一旦四境出事，可以随时驰援当地军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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