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医和护士听完谢瓦廖夫的问题，不解的尝试用俄语卷舌音发出‘磺胺’这两个音节。但是很明显，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发出的声音极为怪异。
谢瓦廖夫在下一个车站立刻发电报给莫斯科，请求调集磺胺给车站。有不少红军官兵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若是这么熬下去，只怕在半路上就会牺牲在车上。
第一条电报发出去之后几乎是石沉大海，第二条电报是发给谢瓦廖夫同志的直属领导，总算有了回应。领导在电报里只说了两句话，“磺胺是从中国进口的药物，你既然在与中国谈判，可以酌情向中国方面提出紧急要求。”
谢瓦廖夫把回电看了两遍，整个人呆住了。他一直以为，在莫斯科各医院挽救了极多病人的磺胺是联共（布尔什维克）中的医学家研制出来的。完全没想到竟然是中国东北的产品。
自己的上级是不会扯谎的，尤其是在这件事上。所以确切的消息认知让谢瓦廖夫同志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现在回去再和中国方面谈判几乎是不可能，而身边的红军官兵们也在眼睁睁的遭受伤病的折磨与威胁。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左右为难许久，谢瓦廖夫不得不决定，先到组织要自己前往的鄂木斯克。
火车又开动起来。这次谢瓦廖夫一言不发，而那些被‘莫斯科来的同志说有特效药’的消息唤起了期待的军医与护士们都用期待的目光看向谢瓦廖夫同志。
‘从莫斯科来的同志’，这么一个身份就足以让谢瓦廖夫在普通的红军眼中有着完全不同的身份。更不用说，谢瓦廖夫同志还是一位干部。他所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的。
但没人逼问谢瓦廖夫同志。大家都知道现在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局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药物，也不会是数量大到可以随时给普通官兵服用。尤其是这药物是如此的有效。
几乎每天都有伤员因为化脓感染而病情加重，每天也都有垂死的伤员被抬下车。便是如此，谢瓦廖夫同志发现军医和护士们依旧有着希望，即便已经牺牲的同志们无法被挽救，但是有更多同志们还在死亡线上挣扎。只要有据说名叫‘磺胺’的神药，他们就还有救。
火车终于到了鄂木斯克，这里是后方的一个大站，也有着最大的军医院。火车刚停下，就上来一群接车的军医和护士。他们简单的查看了伤员病情，凡是开始发烧的，不管是怎么引起的，先给伤员服下一片略显灰黄色的药片。对那些已经发烧烧到糊涂的红军伤员，撬开那些咬紧的牙关给硬灌下去。
随车的军医与护士看着如此雷厉风行的医疗，当即询问起这药是不是‘磺胺’。接车的军医有些讶异，“你们怎么知道的？”
军医与护士们，还有得到消息的伤员立刻指向谢瓦廖夫同志，“是这位莫斯科来的同志告诉我们的。”
接车的军医只是看了看谢瓦廖夫同志，向他点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继续给发烧以及伤口化脓的伤员们服药。
谢瓦廖夫觉得自己总算为前线的同志们做了些什么，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就在此时，车厢外有人喊道：“谢瓦廖夫同志在么？哪一位是谢瓦廖夫同志。”
听到这呼喊，谢瓦廖夫知道是在找自己，随即想起了谈判失败的事情。自己的责任是免不了的，接下来就该接受上级的严厉批评了。
又看了看那些伤员，谢瓦廖夫同志走下火车，对着正在寻找自己的接车人员走去，“我就是谢瓦廖夫。”
就如所料，谢瓦廖夫遭到了严厉的批评。面对严厉的批评，谢瓦廖夫坦率的承认，“我并没有注意到进口的药物。”
上级并非谢瓦廖夫的直属上级，面对谢瓦廖夫的回答，这位干部脸色更加不快，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这不是药物，党组织派你去，是要你和东北进行商业谈判。你没有完成任务！”
谢瓦廖夫并不准备乖乖听话，他有自己的看法，“领导同志，中国方面提出的清单，是我们现阶段也需要的物资。木头，矿石。这些难道不该用在我们自己工厂的生产上么？我们自己都没有多余，为什么要出口给中国方面？”
这回答不仅是谢瓦廖夫的真心话，他也曾经与谈判团的同志们讨论过，没有人能反驳这话。因为这就是事实。
唯一对此事提出不同意见的是东北政府一个叫韩海涛的谈判代表，到现在，谢瓦廖夫还能记得起那家伙脸上的带着无奈的嘲讽神色，至少谢瓦廖夫同志认为那是嘲讽的神色。
因为韩海涛说了一句谢瓦廖夫决不能接受的话，“谢瓦廖夫同志，在这交易中，我们给的价格比你们自己销售要高。这对于活跃苏俄的经济有好处。”
谢瓦廖夫同志绝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苏维埃有着用不完的木料、矿石，谢瓦廖夫当然愿意拿出来与东北政府交易。然而，现在没有。谢瓦廖夫绝不接受让苏维埃人民挨饿受冻，却为别国提供产品。
于是，面对了领导的斥责。谢瓦廖夫把这段谈话讲给领导听。
看得出，领导的神色也动摇了。谢瓦廖夫愿意承担谈判失败的责任，但是在优先供应这件事上，谢瓦廖夫同志不肯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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