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第二次东征最终决战的胜利，从粮草，火枪火炮，盔甲刀枪这些大宗军事装备，再到整个永历-大西复合政权的全面动员，战兵，农兵，民夫的征召，孙可望和麾下诸将都已经根据最新形势做出了调整。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西南各地府库一空，若非大西军掌握了制水权，有长江，湘江，珠江三大水系为依托运输粮草军需，孙可望恐怕根本无法进行如此接近极限的军事动员。
要知道，若是走陆路，便是全程官道，路上的损耗也是惊人的，更别说西南各处的马匹全都已经被征作战马了，精良的好马用作骑兵，杂马用作普通哨骑，大军将领的护卫，以及辎重营。
便是营庄的耕牛也已经被征发了相当一部分，用以大军的火炮拉运，以及补充辎重营骡马的不足。
不过，得益于孙可望控制到户的基层行政体制，遍布各地的营庄，军户，西南大后方几乎没有发生过民众暴乱。
但是，前线战争的压力还是很快传导到了大后方，特别是秋粮抢收之后，各个营庄之中都已经开始选拔精悍兵马派往前线。
作为整个政权的最大收益群体，这些农兵平日里没少接受忠诚教育。这个时候，无论是因为对孙可望的忠心，还是单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和家人，绝大多数农兵都奋勇报名，抢着上前线。
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勇士，也不缺有骨气的人，只要有合理的组织制度，有合理的激励制度，他们便会为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国家流血牺牲。
但如果要卖儿卖女，还是缺衣少食，还要拿着随时可能炸膛的火器才能上阵拼死冲杀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尽管，就算如此，还是有无数仁人志士投身其中，只是为了有尊严，不当奴才。
不止是这些农兵，便是那些因为伤病已经退役的老兵们，也纷纷站了出来承担起维护地方秩序的任务。
孙可望通过“土地分配”和“战时体制”的政策，成功把军队绑到了土地之上，他们赖以生存的所有一切都被行政体系控制着，这确保了绝大多数人在没有内部清洗的时候可以保持绝对忠诚。
这并不是孙可望的战争，也不是某些将军的战争，这是所有人的战争——赢了便是山河重复，不用跪着，不用做奴隶。输了，如今拥有的一切，便会立即失去。
与此同时，清廷也没闲着，正如孙可望，白文选等人的预测的那样，为了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清廷也进行的极限动员。
只不过，以小族御大国的满清朝廷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只能依靠满蒙汉八旗和附属于其中的包衣。
只是，这一部分人，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便是算上老弱病残，也已经只剩下一百多万，其中大半都还是包衣，已经不能再经受一次十万级的军事损失。
不过，由于顺治皇帝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皇权的集中，八旗之中如今无人可与之抗衡，使得他得以充分利用八旗的军事力量，并不像父亲皇太极那般处处受限。
而经过大臣们的最终商议裁决，顺治小皇帝最终决定将岳乐调往湖北，指挥南下的八旗主力大军，而江西，福建的战事则由屯齐和陈泰共同统制。
顺治原本是不想用屯齐的，但现在清廷已经无将可派，汉人又不能完全信任，与其派年幼的亲王宗室，还不如让屯齐将功折罪。
换言之，清廷根据岳乐和洪承畴送回的军报，也已经猜到了孙可望的计划，最终的决战地点，同样选在了武昌。
同样的，为了确保己方主力大军能够获得战场主动权，岳乐在调任之前必须安排好江西和福建两省的军务。
在如今两军对峙为主，偶尔爆发小规模冲突的情况下，自然没什么兵力部署方面的军事调整，但交替防区的两个主将之间，无疑需要妥善的沟通。
“王爷，末将怀疑，李定国现在已经偷偷回到广东了，留在漳州府指挥大军作战的，极有可能是他手下的大将窦名望。”两人交换了各自防区的基本军情之后，陈泰又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自从原漳州府守备千总刘国轩叛国投敌以来，已经有三个月，按理说粮草已经充沛，他又号称调来了五万大军，就算实际只有一半，李定国也应该采取行动了。
可问题是，他到目前为止，还是从未发动过任何大规模进攻。
因此，末将认为，之前李定国在漳州府城的行动只是为了逼迫郑成功出兵，破坏和谈，他的目标仍旧是赣州府，南安府一带。”
陈泰即将接任江西，福建两省的防务，同时面对李定国和郑成功两个硬骨头，岳乐又是他的上级，他自然得提前沟通协商好，以确定对方的防御思路。
毕竟，到时候若是出了什么岔子，自己如果站在岳乐这边的，有岳乐撑腰，大抵上也不会受多大的处罚。
而且，便是不出岔子，岳乐作为西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后面的军队调度，粮草军需的转运，也都需要得到他的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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