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袭”一事在洪承畴和屯齐的主导下，又经过武昌城守军诸将的一番讨论，便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也终究是定了下来。
最终的结果与洪承畴一开始的主张其实差距不大，只是又综合了屯齐一派的意见，并且答应了让李芳名，刘忠等陕甘一系的人作为后备支援部队，以获得对方的支持。
当然，事情定下来是定下来了，战前准备的任务也已经分配到了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心里都支持这个计划。城中诸将由于自身利益的不同，在具体行动中愿意出多少力，做多少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且说，洪承畴和屯齐之所以敢连连冒险出城野战，既是局势所迫，也是因为他们还有所倚仗，还输得起。否则，屯齐立功心切，难不成洪承畴这个主帅也立功心切，提出如此冒险的夜袭策略？
毕竟，若是单单就守城而言，洪承畴和屯齐两人麾下的兵马是十分充足的。更不用说，除了那些新招募的湖北绿营兵和包衣兵之外，其余的一万余满汉大军都是十里挑一的精锐。只是因为水土不服，相当一部分士兵还未恢复战斗力罢了。
而这一情况，极有可能随着时间拖延，气温回升，武昌府地区进入夏季而加剧，这也就是洪承畴和屯齐两人都如此着急主动出击的原因了——他们需要在此之前恢复大军的士气。
当然了，军中大小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其实还是在这俩人手上的，其他人不过是能提些意见，言语上反驳，行动上阳奉阴违罢了。
所以，这两人一旦找到了利益共同点，有了所谓的“共同敌人”，联合了起来，所谓的“军议”，不过就是走个形式，让诸将能在面子上过得去罢了。
而且，清军自开战以来连番受挫，四万大军已经损失相当一部分，特别是那一千余精锐，士气也受损严重。
这种时候，若是不主动出击，打一个漂亮战来振奋士气，夏季一到，城中免不得生出疫病来。人心浮动，疫病横生的情况下，守城的将士们又该如何撑得下去？
孙可望大军十余万人马，固然也容易出事，但这不是洪承畴和屯齐该去赌的。
就这样，随着洪承畴和屯齐的联合，也因为城外明军的严防死守，孙可望一直期待的清军报复性袭击迟迟未至，两军似乎提前进入了城池攻防的相持对峙阶段。
与此同时，城外的大西军也进行了战略调整，适时开始了战略收缩，将兵马集中在城南，城东的几个大寨之中，使得清军的哨马能够重新开始活动，武昌城内的清军也终于获得了西南防线各处的最新军情。
“国主，自从收缩兵马，放松围城之后，清军哨骑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是否要稍加限制？”白文选汇报完各地的最新军情之后，又拱手抱拳道。
“当前除武昌府之外，川北，荆州，湘东，粤北，粤东等地的战况均未有可喜的进展，若是让城内的清军获悉，恐怕不利于我大军之后的攻城作战。”
当初孙可望提出要提前收缩兵马，外松内紧，引诱清军夜袭的时候，白文选便第一个提出了异议。
不过，这里可是殿前军，孙可望始终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威，白文选也不是那种舍命谏言的大臣，最终自然还是按着孙可望的意思去了。
但作为巩昌王，孙可望在军中的第一重臣，白文选还是有些飘了，总觉得自己应该再站出来说几句逆耳忠言，劝一劝眼前的这个国主，摄政王殿下。
只是，孙可望在这件事情上，并无任何可能被说服的可能。白文选虽然可称“帅才”，也有着相当的政治嗅觉，但他和孙可望考虑问题的方向终究是有差别的。
孙可望既要指挥殿前军攻下武昌城，在清廷的西南防线上撕开一个大大的口子，立下不世之功，为之后在南京称帝做好准备，又要尽可能的保存大军的实力，作为他最大的政治资本。
毕竟，有了不世之功而没有最为强大的军队，孙可望的帝位一样不稳。这年头，最可靠的还是手里的兵权。
因此，他才会如此迫切地想要洪承畴，屯齐等人出城野战，消灭武昌城中的清军精锐。为此不惜在其余战场尚未取得进展的时候就让让洪承畴和屯齐等人获悉各地的战况。
要知道，作为围城困敌的一方，应该是要在各战线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再放出城内的哨骑信使，让他们将这些坏消息带回城中，进一步打击城中守军的士气，正所谓“攻心为上”。
但比起这个，孙可望更加担心城中那些战力足以出城野战的部队出现在城墙之上，那到时，殿前军因为攻城而损伤的将士将是难以估计的。
“城内的清军迟迟未动，孤不给他们知道一些好消息，他们又如何会放心出城夜袭呢？”孙可望依旧不为所动，放下手中的远境，转身缓缓道：
“趁此时机，派出民夫尽快收集制造攻城器械和搭建营寨所需的木料，必须要在一个月内完成攻城器械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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