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乌云笼罩西南大地，明清双方都在紧张地进行着战前的最后准备。
孙可望离开了白文选麾下中军驻扎的湘阴-益阳一带之后，又前往常德，一方面是检阅汇聚于此休整，补充军需物资，准备开往前线的贺九仪麾下后军，另一方面也是检查“常德武器局”的运行情况。
“常德武器局”在王应龙的亲自监工督造之下,历时半年最终建成开工。随后，在刘体纯的协助下，“长沙武器局”三分之一的工匠迁移于此。
与此同时，孙可望在“长沙武器局”推行的一系列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组织方式的改革紧也随而至，甚至还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改革。
“分工”,“量化考核”，“规范化,标准化作业”，以及更加平等的工匠关系，对创新的鼓励和保护，都让这两座武器局在这个时代拥有着遥遥领先于其他工坊的生产效率。
孙可望没有能力推动科技的大发展，但这些后世花费了几十几百年时间才总结研究出来的管理制度，组织制度，甚至是金融创新，他倒算得上是半个行家。
不过，孙可望筹备“常德武器局”的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障军需供应的安全，在广州武器局筹办起来之前，湖广十几万大军的军需供应若是仅仅仰赖紧靠江西的长沙，那孙可望就很难真正放得开手脚，全力进攻武昌了。
而且，相比于长沙，云南，贵州和湘西等地的铜料,煤炭等制造武器所必须的原材料由沅水顺流而下，很快就能抵达常德，使得武器制造的成本大大降低。
在常德查处了几个武器局的贪腐官员，又在贺九仪军中借故恩威并施了一番之后，孙可望借口卢名臣派出的水师主力还没返回，亲自前往驻扎在澧州的李来亨大军军中，对外自然是声称要和这个亲如兄弟的大明“兴王”好好叙叙旧。
孙可望对李来亨的限制不多，除了要求他在接下来的大战中牵制鄂西的清军主力，伺机渡江攻打荆州，拖住湖北绿营以外，并没有其他任何要求。
他很清楚这个人和刘文秀差不多，在这个乱世之中，算得上一股清流，而且一心抗清，除了要为大顺军余部争取前途之外，并没有什么歪心思，更没有太大的野心。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大顺军余部已经被孙可望分化，李来亨虽然已经封王,但没有封地的王爵只是一项荣誉称号，他的实力不过是比冯双礼，马进忠等人强一些罢了，根本不能威胁孙可望的大权。
在李来亨军中检阅了一番，又慷慨地给了些封赏之后，孙可望和李来亨随即召集诸将，就鄂西的战局进行了例行复盘，确定了一些一定要达成的战略目标之后，孙可望便不再过问具体事宜，对李来亨表现出了充足的信任。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李来亨大军之后，孙可望又登上了卢名臣所在的楼船，亲自检阅了这支重金打造的“长江水师”。这是孙可望此次东征，隔绝清军，攻克武昌这座军事重镇的关键。
虽说这些木制战船最大的也就是四五百料，船身长不过十丈，在后世根本不值一提，但在这个时代，几十上百艘大小战船在广阔无垠的洞庭湖上劈风斩浪，千帆竞过，可谓是“浩浩荡荡”。
而且，在卢名臣的指挥下，这支水师已经持续骚扰武昌汉阳等地数月，仅仅是从那里抢回的大小船只就让孙可望回本了。
也正是有了这许多从武昌，汉阳抢来的船只，依靠横贯湖南的湘江水系，大西军的物资转运效率大大提升，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前前后后花费了近两个月，将近十万大军悉数检阅了一番，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之后，孙可望在刘体纯和王尚礼的催促下，又赶紧回到了长沙，进行大战之前的最后准备。
他前脚刚刚回到长沙王府，后脚王尚礼和刘体纯就赶来了，似乎有万分紧急的事情。孙可望一问，才知道是钱庄出事了。
为了更好地掌控统治区内的资源流动，也为了更加方便地榨取财富，孙可望以朝廷信誉和军事实力为根基，在统治区内的主要城市开设了“大明钱庄”，并利用军需采购，士兵军饷，工匠，管庄，官吏等的薪酬以及所谓的养老金，抚恤金的筹备，将钱庄迅速推入了市场。
就如同孙可望在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上的微创新一样，钱庄方面也同样进行了不少领先于时代的创新，再加上在孙可望的授意下，刘体纯软硬兼施，西南地区的其他钱庄只能被迫加入或主动消失，永历-大西复合政权控制区内，自此只剩下了这一家钱庄。
孙可望做那么多，以管理和组织形式的创新提高效率，促进西南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是一方面，为了挪用军户工匠，富商官吏们的存款，抚恤金，养老金作为大战的军费则是同样重要的另外一方面。
毕竟，他在湖南，广西没有办法像在云贵的时候一样，掌控一切社会资源，还得为新增的十万水陆大军，广东的战争，以及比清军绿营兵更加齐全先进的装备买单，仅靠正常的税收很难短时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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