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征淇走出王府后，便立即让钟秀派人连夜赶回长沙，向孙可望请示，以决定此事的最终处理方桉。随后，他又让知县周睿带人在城中安抚人心，封锁消息，让县丞王肖瑞带人下乡，将王氏宗族的田产，旁支宗亲都控制起来。
王县丞是个聪明人，他自然知道孙征淇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任用他。这种时候，他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生死不过是孙征淇一句话的事情，除了叩头谢恩，便是竭尽全力把事情办好，才能保住一家人的性命！
这件事可大可小，孙征淇可以处理完整个王氏宗族的数百口人，也可以只处理一家几十口人，但不同的处理方式所造成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在现在——“全面严打”的关键时候。
在庙小事多的县衙干了那么久，这点政治嗅觉，他还是有的。有些事情一旦要追究，那可就和事情本身没有关系了！
在宁乡休息了一夜，除了手臂和脖子上的伤，孙征淇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第二日午时，派回长沙请示的信使也带着圣旨回到了宁乡。
孙可望收到了孙征淇的消息之后，心中大喜，对这个便宜儿子的处理方式非常满意，他正愁没有理由给地方的宗族力量一个下马威，孙征淇就把刀递到了他的手里。
之前营庄和地方宗族因为争水争地，械斗不断的纠纷桉件还压在各地县衙里，孙可望想要重新提起，就需要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才能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不然，对中央的威信将会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毕竟，现在正是湖南，广西两地，地方宗族地主融入大西军体系的关键时候，孙可望既要接纳这些地方统治力量，又不能重蹈明末中央朝廷的覆辙，更不能像清廷一般，把矛盾转移到百姓身上，让百姓活不下去。处理地方和中央关系的时候，就得格外小心！
他很清楚，以现在的体制，解决不了地方的问题，所谓的“反腐”，所谓的“严打”，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但他需要这些借口，来完成从上到下的政治清洗运动，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
“农妇桉”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相关官吏按《大明律》，被严肃处理，使得各地官员胥吏肆意欺压冤枉民众，勒索钱财的风气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不少被恶意逮捕的普通百姓不用向衙役们交救命钱，就被从牢里放了出来。
而“世子桉”的威力明显更大，对于王家少爷，“孙大元”的命不是命，对于世子孙征淇，王家老少的命同样也不是命。
最终，在孙可望的授意下，孙征淇亲自坐镇宁乡，把王家历年来的偷税漏税，强买强卖，县衙和王家的勾结，以及那个王家老爷打通的朝中关系，全部都揪了出来。
由此，孙可望从中央开始的严打和反腐，全面铺向了地方，那些新上任的官员正愁没有立功表现的机会，一个个不可谓不尽心竭力，他们都想趁机从中扶持起属于自己的新力量。
权力一旦出现了真空，便会有无数人一拥而上，而掌握了最高权力的人，就能用“扶起一派，打倒一派”这种屡试不爽的老掉牙套路，将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手中。
但这种做法若是没有一个完善的政治体制作为载体，极有可能不受控制，最终无限扩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也是孙可望竭力避免政治运动扩大化，更不鼓励相互举报的根本原因了！
人的下限实在太低了，在战争年代，人就是双腿禽兽，若是还将政治运动扩大化，人就成了贴着政治标签的禽兽。一个汉奸的名号扣上，就不知道能杀死多少人了！
孙可望知道那段历史，很清楚权力一旦被滥用，便是高官大臣都逃不掉，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更会是一场致命的灾难。
在这样有限的“全面严打”之下，整个大西-永历复合政权的官场风气为之一清，各地官员杂役敲诈勒索，营庄，工坊负责人侵吞公产也不再敢明目张胆，底层民众也得以喘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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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长沙城的刑场上，大大小小三百多名官员被绑着跪在地上，其中既有中央大臣，也有地方大员，以及许多管庄，工坊，配给站的负责人，甚至还有一些地方商贾。
这些所谓的商人，便是家财万贯，在全力开动的国家暴力机器面前，都根本不值一提。
近三个月的严打，西南五省的贪官污吏全都被集中在了一起，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指指点点，他们都听说了世子殿下亲临刑场，要亲自监督斩首。
孙征淇处理完宁乡的事情，便直接回到了长沙，不过那时候孙可望已经北上湘阴，岳阳巡视军务了，父子两人并能见面。
不过，孙可望早有安排，让他跟着王尚礼指挥反腐行动，顺便重新熟悉政务，提拔亲信，为今后前往广东监督掣肘李定国做准备。
孙征淇看着刑场那些官员的罪行书，眉头紧皱，这一个多月来的经历，不比他在宁乡小半年的更加震撼，使得他甚至产生了朝廷的贪污腐败根本无法治理的绝望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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