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岳麓书院这么重要的机构，完全交给王夫之，孙可望并不是非常放心，所以他把
方于宣调了过来，帮助王夫之管理书院，并确保书院永远忠于他！
王夫之和方于宣一阵商讨之后，这件为孙可望唱赞歌的事情不出意料的，又被方于宣抢了过去。
不过，王夫之向来不屑于参与这样的事情，他有自己的坚持，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卧底身份，更是忠心于永历皇帝。
尽管，熟读史书的他看了《论李维罗马史》之后，心中隐隐有了别的想法，心中既认同，但又不愿意承认某些事实！
方于宣又从王夫之手里抢了一件好差事，心里十分高兴。
要知道，现在孙可望比原来历史上权势更大，击败满清也不再是纸上谈兵，投靠他的文人官员数不胜数，方于宣的地位远比不上之前。
所以，方于宣也比原来历史上更加谄媚和毫无底线，组织起了几个和他一路货色的文人，竭力吹捧孙可望和朝廷。
在他们的眼中，如今的西南，百姓安居乐业，人人吃饱喝足，政治清廉，官员做事，将士卖命，可谓是“阜安民乐”！
而这一切，自然都是英明神武孙可望的功劳，没有摄政王孙可望的领导，就没有西南六省百姓的美好生活，更不用说驱除鞑虏，恢复河山了！
因此，忠于摄政王孙可望，听摄政王的指挥，拥护摄政王，便是忠君爱国，便是抗清的唯一正道！
王夫之看着这些毫无逻辑可言的歌颂溢美之词，心中十分抵触，他又想起了孙可望对他说的——“孤不缺唱赞歌的人，孤缺有骨气，说真话的人！”
不过，他也不知道孙可望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根本不敢和孙可望说什么违逆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的王夫之，在辗转湘桂二省，参与抗清数次，见识了党争，又做了卧底之后，心态思想早已经和早先不同，只是缺个契机，一时还没法扭转罢了！
他心中的忠君此时更像是思维惯性，被一直以来的道德枷锁禁锢着，就如同他怎么也不敢看《君主论》一般。
这其实也就是他在李定国大胜，甚至是孙可望大胜之后，还十分犹豫要不要出山的原因之一了。
至于摄政王孙可望，王夫之早已经不敢小瞧了，更没了之前的鄙夷之心，只是还不信任对方。
虽然他一直认为东学高于西学，西学的源头其实是东学，但王夫之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便是他并不十分迂腐，很多时候都会认错，会辩证批判吸收，取其精髓，去其糟粕！
王夫之摇了摇头，放下方于宣交给他的“长篇大论”，随即又将屋外的学生喊了进来，让他把这些“赞歌”的文稿送回去给方于宣。他并不想掺合这些事情！
随着孙可望“反腐运动”的进一步深入，西南五省各个州府县城都有不少官员落马，贪腐成风的地方很快面貌一新。
而这些落马的官员都会被直接押往长沙，受大理寺和督察司的联合审讯，根据最新版“大明律”的条例来确立罪行。
不过，这一革新之举也使得熟知大明律的官员文人，甚至是讼棍，都成了抢手的香馍馍，但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许多混乱和错误，甚至是发生了不少的误判。
而最严重的还是——长沙的天牢满了！
要走程序正义，拖拉纠缠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也是有效避免冤假错案的手段，孙可望无奈之下，只好命人征集长沙城内的青壮年，临时修了好几座牢房，并调集了上千兵马看守。
但这一切都来的太突然了，大部分人都没有任何准备，很多事情的推进过程中都伴随着混乱，也使得有些贪的太多，犯了死罪，流放之罪的人，利用之前的关系，很容易就逃了出去，甚至有人要去投清！
孙征淇正在县城的街道上维持纪律，云南贵州那边有二十几个大官被抓，正被关在牢车里，从宁乡往长沙去。
城里的百姓有许多抱着看热闹的心理，纷纷上街，孙征淇便被班头派来维持纪律了！
毕竟，这牢车里面押送的，一个个之前可都是五品以上的大官，保不齐哪个就豢养有家丁，中途要来劫车的。
而孙征淇因为之前没收那四十斤谷子，坏了规矩，更是断了大家的财路，便受了班头和其他衙役的刁难，被派来干这个苦差事了！
不过，孙征淇也只是来看看热闹，驱赶一下人群的而已，对于所谓反腐，他一点不看好，那些营庄贪了多少了？王县丞贪了多少了？现在还那么安稳，根本就没有出事的样子！
到基层干了那么久，很多东西孙征淇都明白了，他早已经不是那个随便忽悠几句就不知道东西南北的孙征淇了！
没有真正的深入到乡，派几个所谓的钦差大臣，就想把地方这些盘根错节的势力清除，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孙征淇倒是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虽然最终也没有想出什么对策，但身处地方，它能感觉得到这种绝望和无奈！或许，只有让那些被敲诈勒索的人来，才有可能可以遏制贪污腐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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