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只能说：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汉祚鼎立还不足百年，官员质量还依旧在线的时代，做官能做到长安朝堂之上的，就没有一个简单的人物。
就说这御史中丞陈建，就是刘胜发现的又一个被历史埋没，甚至是被时代埋没的人才。
为什么这么说？
不用提陈建平日里的工作能力，亦或是过往的工作业绩，单看陈建方才的发言，刘胜就敢断定：这个人，至少从政治嗅觉和政治手段方面而言，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相较于赵禹客观的将贪污腐败问题轨迹为‘风气如此’，陈建极为敏锐的察觉到了刘胜的意图：以贪污腐败——以考举士子短时间内大半腐化为切入点，对御史大夫属衙进行大幅改制。
随后，陈建便毫不迟疑的将汉家如今‘贪污腐败蔚然成风’的黑锅背到了自己身上，将其归类为‘御史大夫属衙过往这些年不作为’。
再然后，陈建又极为贴心的替刘胜，说出了那句不大方便亲自说出口的话：从主体框架到组织结构，全方位对御史大夫属衙进行改革。
最后，陈建还不忘隐晦的提出‘我可以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提点建议，听不听全看陛下的意思’。
刘胜只能说：精彩！
若非有旁人在，单就是陈建这一番发言，恐怕就能得到刘胜的鼓掌喝彩。
只是此时还有人在身边，尤其还是廷尉赵禹、丞相刘舍这样的重臣，刘胜即便再欣赏，也只能稍一暖面容，略带些鼓舞的对陈建点下头，示意陈建继续说下去。
“即然陛下恩允臣略舒拙见，臣，便斗胆妄言······”
“——官员贪腐、受贿，主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曰：贪污，二曰：行贿受贿。”
“其中，前者是绝对不被允许，也绝对不应该被允许的。”
“盖因为贪污，意味着朝堂，即相府国库、少府内帑调拨的款项，被地方官员以各种名义挪入自家腰包，从而导致朝堂真正想要做的事，由于款项没有到位而无法完成。”
“就好比某县要修一条渠，朝堂拨款百万钱，却被县令贪墨五十万钱，仅存的五十万钱，就根本无法购买足够的修渠工具和材料。”
“如此一来，无论这个地方官员是将修渠一事搁置，还是强加徭役于百姓、强压工具材料的价格，乃至于偷工减料，都意味着朝堂拨付的百万钱付诸东流。”
“当然，官员贪墨，并不单可以贪墨朝堂的拨款，也同样可以贪墨地方截流的税、赋。”
“比如某一年，某县以修渠的名义，从原本应该输往相府国库的农税中截留百万钱，然后由县令贪墨五十万······”
···
“对于贪污一项，御史大夫属衙过去，并不曾放松检查力度。”
“只是由于御史大夫属衙对官员的检查，并不能像廷尉那样直接按办桉来处理，而只能通过‘采风御史’来暗中采风，导致官员贪墨的状况，往往并不能让御史大夫属衙掌握实证。”
“没有实证，御史大夫属衙便不敢闻风而奏，甚至都不敢泄漏丝毫风声。”
“因为一旦风声泄漏，又恰好查到的一个并没有贪污的清廉官员身上，就很容易出现官员以死明志，以命保节的状况。”
“只要这样的状况发生，御史大夫属衙，就将更没有检查官员的底气······”
听闻陈建这一番话语，刘胜的面色也不由得一沉，神情满是严肃的缓缓点下头。
陈建所提到的问题，并非是如今汉室的特色，而是华夏乃至人类每一个政权，都普遍存在的状况。
以某某工程为名得到专项拨款，然后拿着这笔款项花天酒地，导致工程迟迟无法交付，乃至于交付豆腐渣工程应付差事，也不是多么耸人听闻的事。
而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没有网络，没有高效率通讯设施，甚至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监察机构的时代，类似的状况，只能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朝堂高官或许不会——因为人家要爱惜羽毛；
重点培养对象也不会——因为人家要政治前途。
但那些升迁无望，也大概率不会被贬官，基本确定会在职务上终老的官员，就没有那么多需要顾虑的了。
随便找个由头申请款项，甚至是先斩后奏，在秋后截留一部分粮税，而后再补递申请报告，款项这就算是拿到手了。
——这并不很难。
因为即便没有类似的工程，汉家地方的行政运转费用，也一直都是地方从税赋中按比例截留，绝大多数时候是截留三成。
只需要花点心思，将这个比例提高到四成，这便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至于工程？
郑国渠是渠，郑家渠也是渠，郑家沟也同样可以算作是渠；
十丈宽的是渠，两丈宽的是渠，若是不要脸的话，一条其膝小溪，也同样可以成为奏报上的‘某某渠’！
只要朝堂不派人下来看，然后将看到的状况一五一十报到长安朝堂，就根本不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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