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尚未爆发时，焉耆镇在时任安西节度使周钧的授意下，开始试点执行议会制度。
与后世的国家议会制度不同，焉耆镇的议会结构和决策方式，体现出一种『极为朴素』的政治生态。
焉耆镇的最高长官，是为焉耆镇守使，被推上这个位置上的人，皆是由朝廷任命。
有些焉耆镇守使，不了解焉耆镇的情况，新官上任还想着大展宏图，博得一番政绩。
但是真正来了，却发现整个镇子，包括财政、商贸、文化、教育、法令等等，全部都是由百姓组成的议会，自发的完成。
焉耆镇按照坊街的行政区划，划出三十六个区域，每个区域每年选出一位议员，参加一个名为议事会的机构。
包括监控财政、监督政府、刑罚判案等等，全部都是由议事会进行统一的投票表决出最后的结果。
甚至除了镇守使之外，焉耆镇其它官吏的任命，也享有了其它镇府无法享有的特权，那就是所有官员的人选，由议事会推选，形成名单之后，最后递交给龟兹镇批复。
但是，如果将焉耆镇的议会制度，照搬到长安朝堂，就会出现许多问题。
首先，焉耆太小，议会体制较为简单，远远不能满足大唐整个国家体制转型的需求。
其次，焉耆镇守使是由朝廷任命的，他的权力可以被议会所架空，但是长安朝堂的最高领导人，则是当今的皇帝，皇权在议会体制中应当如何处置，是一个敏感而且复杂的问题。
最后，焉耆镇的议事会，负责了整个焉耆所有事务的管理，在议事会之外，由于周钧的刻意保护，没有任何其它势力可以掣肘焉耆议会。但是长安朝堂不同，长安中有包括宗族、官员、门阀等等在内的贵族阶级，而后者的势力在朝堂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即便是皇帝，也不可能做到在短时间内完成贵族阶级的废黜。
所以，沙石清提出长安朝堂要借鉴焉耆议会制度，说起来或许简单，但是具体执行下来，却是一个极度复杂的问题。
于是，从新元十二年春开始，历时一年半，长安朝堂在右相孔攸的牵头，皇帝周钧的监管下，整个大唐开始了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政体转型。
大唐依旧是封建君主王国，皇城中的三省八部，依旧是整个国家的决策和执行中心，但是在此之外，由民间议员所组成的议会，则充当了监督、审核、反馈的角色。
而整个朝廷的组织架构中，因为议会出现，而影响最大的部门，却是御史台。
御史台是官员纪律监察部门，主要负责纠察官场、弹劾官员、肃正纲纪。
御史台有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别负责弹劾百官、殿中监察、州县巡察。
三院在鼎峰时期，曾经在大唐各地州县，下辖千名官吏，监督京畿和各地，包括检校、里行、西推、赃赎、三司受事、巡按、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等等，几乎大唐内部的一切官方事务。
现如今，御史台的监察职能，一小部分移交给了锦衣卫，大部分则由议会所替代。
正因如此，御史台在大唐政治结构中，逐渐降级成为都察院，只负责阚录汇报的文书。
而议会成员则在各地进行监督和审查，一旦京畿和州县出现官员贪赃枉法之事，议员可以借由议会渠道，绕开官府中的层层汇报，直接传达到朝堂之中，这直接降低了传递风险和政治包庇。
自从议会参与议政之后，偌大的朝堂在每次早朝的时候，分成了前后两部分，朝廷官员站在距离皇帝较近的前面，而民间议员则站在稍远一些的后面。
参与朝会的人，将这种泾渭分明的区分，先是戏称为『前院』和『后院』。
后来，因为将议会称作后院，有抬高议员地位之嫌，人们又习惯性的将这两个称呼，改为了『上院』和『下院』。
当然了，官员为上，百姓为下。
新元十三年（773年）十月初五，长安朝堂上，传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吐蕃内乱。
用河湟节度使郭昕的话来说，吐蕃这次内乱，完全就是『积尸草木腥，血流川原丹』的写照。
吐蕃国内九翼二十一部，共计一百多个部族都先后发生了暴乱，波及人口达到了六百余万。
光是吐蕃各部以下的千夫长，就战死了二十多个，寻常士卒和百姓，死者更是不计其数。
大非川西向的羧麻隘口，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吐蕃百姓，翻山越岭，去鄯州的方向逃难，也为大唐带来了吐蕃国内的动态。
皇帝周钧看着郭昕写来的奏疏，听着兵部关于整个事件的汇报。
数年前，由市部发起，枢密院、兵部、户部等等部门配合的，以商贸作为武器，打击吐蕃经济的战略，开始正式执行。
河湟节度府向吐蕃开放互市，但是不收取牛羊、矿石、金银等货品，只收羊毛作为入项商品。
吐蕃人虽然不明白唐人，为何放着金银不要，偏偏要收那些不值钱的羊毛，但是抱着白捡便宜不能放的心态，纷纷将各个部族集藏的羊毛，拿出来换到茶叶、丝绸、陶瓷等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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