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七年（767），三月初九，大唐迁都长安。
李隆基在位时，大唐有东西二都，分别是西都长安、东都洛阳，而太原则是作为陪都。
到了周钧这里，皇帝只设长安为都城，而安西的龟兹、江南的建康和凉城旧都三地，则被作为陪都。
在行政结构上，在原本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基础上，皇帝周钧下旨，将宣文监升格为文部，又将国市监升格为市部。
其中，礼部原有的监理文道的职责，转移给了文部。
除此之外，文部还负责全国义务教育，官营和私营的塾学，朝廷对外宣传，书籍文化审查，报纸审查，地方舶来品的分类等等职责，接近于后世教育部、中宣部、广电总局一般的存在。
而市部的职能，相比文部，也并没有简单多少。
比如，中央和地方银行的管理、金银财货的通汇、大陆海洋的官方长行、商行认证和协调、与其它国家的贸易、关所津渡的设置以及边疆互市的设置等等，都是市部的管辖范围。
至此，尚书省六部扩充为八部，这是继兵权之后，中央朝廷再一次对集权化进行扩张。
原本归属于藩镇以及羁縻州的互市、税收、教育、文化等权力，被收拢入中央政府。
长安朝廷对于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然而，朝廷从藩镇和边疆那里夺权，后二者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新元八年二月，因为官府插手边民教育，强令适龄儿童入学，引得剑南道黎州、雅州山民暴乱。剑南节度使鄢超领八千剑南兵，于鸡栋关（今雅安县），以火枪火炮击败敌方五万大军。
新元八年九月，黔中道添州（今百色），因为不满官府互市收权，从而发生叛乱。南平兵马使古肇龄领五千普宁军和一万府兵，于武龙县采用火攻焚烧森林，大火数月不绝，暴民无处可逃，烧死者分布在右岵溪两岸（今乐里河），尸体数以万计，延绵数十里。
新元九年三月至五月，安西郁射州、艺失州、卑失州、叱略州四地叛乱。四地小国的国主，发现国民心向大唐，不思旧国，恐唐国夺权，于是在葛逻禄人的协助下，组织了两万大军，联合发起叛乱。安西节度使柳载令焉耆军向北迎击，三千焉耆龙骑兵仅仅只用了二十天，就击溃了四州叛乱。之后，马不停蹄继续向北，又直接击败了北方的葛逻禄人，将其彻底驱离。
长安朝堂在互市、税收、教育、文化上慢慢同化藩镇和边民，对于反抗的势力，一边毫不犹豫的派兵镇压，一边又使用手段，来分化和拉拢大唐国内的独立势力。
这些手段之中，第一条便是在安北所使用过的商行私营军获。
但凡是唐军所过之地，商行皆随行在后。
军队在前方攻城略地，商行则用粮食、衣被和财物，来安抚当地的百姓。
商行一方面向藩镇百姓和边疆族民展示大唐的强盛和繁荣，一边又用雇佣协议来将走投无路的民众，捆绑在大唐的资本之上。
在获取了当地民众的信任之后，商行在被占领的藩镇和边州里，建筑房屋、开办学堂、加盖工坊、开凿矿井，使得当地居民不仅有月俸可拿，而且摆脱了风餐露宿的恶劣环境，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小院，族群也接触到了外界，学习了更多的知识。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铁板一块的地方藩镇和边民，因为生活环境的差异，逐渐分化成了两股力量。
一股是充分享受大唐福利、决心脱离旧部的百姓，而另一股是顽固不化、将大唐视为威胁的族民。
在资本的运作下，后者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被住所、食物、金钱和教育所吸引，加入了前者。
此消彼长，各地的独立势力，也开始逐渐被大唐吸纳。
通过军事、资本、文化的三管齐下，大唐的疆域再一次扩大，甚至已经超过了大唐鼎盛时期的最大版图。
而针对这些刚刚加入大唐的边远民族和地方势力，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安北都护府的暴乱事件，如何维稳就成了长安朝廷的首要任务。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皇帝周钧颁下了圣旨，确定了一份法令。
这份法令，名为『王廷议会令』。
具体内容为朝廷每隔三月，会在皇城之中举行『王廷议会』。
所谓『王廷议会』，是在官员议政决策的基础之外，邀请国内各地包括商业、教育、工匠、农户等等人才，去长安、龟兹、建康和凉城四地，参加每三月一次的议会，对一些关键政治问题进行建议性的表决，并给出各自的建议。
参会者的名单，朝廷不会指定，而是将选择的权力下放至各地州县。
如果真要说规则，那就只有一条，参会者不能是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也不能对名单进行干涉。
具体来说，各地州县的百姓，根据行业类型的不同，自发组成不同的协会和联盟，再各自推举出代表，去往四地都城参加王廷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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