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茶杯才刚刚放下，秦政学随时奉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出来的证据。
“臣有证据，臣的这证据可证明，永乐二年会试之时，陈瑛因何秦侍讲的赌注，于是安排了袁氏布行的东家卖给了曾啓几人能在几个时辰之后自动消除的墨汁，事情败露，陈瑛威逼利诱，让袁家一力担下了罪责。”
早在这个事情刚发生时间，秦锋就知道此事和陈瑛有关了。
只不过当时，朱棣刚刚即位，需要陈瑛这种人挡在前面，为朱棣肃清心怀不轨之人，坐稳江山。
朱棣坚定不移非要留着陈瑛，秦锋只能咽下这口气，等日后再报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要掌握了关键证据，什么时候都有机会，完全没必要急于一时。
这不，没多久不久寻到了机会。
秦政学既已开了口，朱棣自不会随便打断。
而秦政学好不容易寻到了这个机会，当然要一股脑把该说的都说了的。
不用朱棣多问，秦政学随之又道：“永乐元年，陈瑛弹劾盛庸怨诽，而当时朵颜三卫至京正商议辽东问题，盛庸也不过是提了些反对意见，之所以会陈瑛弹劾，不过因陈瑛看上了盛庸在城外的一块地。”
对于盛庸，朱棣的确有难容之心。
只不过，现在要治罪陈瑛了，所有一切恶事都可往陈瑛身上归咎了。
毕竟，自盛庸自杀到现在，一直有风言风语说，是朱棣没有容忍之量，故意逼死了盛庸了。
找到由头推到陈瑛身上，正好可摘出朱棣，朱棣又何乐而不为。
说到此，秦政学微微停顿。
他虽如仕途，但也知道，陈瑛弹劾的那些人，又何尝不是朱棣在借刀杀人。
他以为此由头充作陈瑛的罪证，朱棣但有不满，那他后面的肯定是要省了。
可观察朱棣，嘴角略带笑意，未见一丝不快。
秦政学酝酿了一下，这才紧接着开口，道：“永乐二年，弹劾曹国公弟李增枝多置庄产，蓄佃仆，意叵测，曹国公知情不报，不臣不谏，欲谋不轨，其根深之因，不过是因为李增枝的家仆和陈瑛的儿子陈朔在街头起了冲突。
当然，李增枝仗着身份的确有大置田产，蓄养家仆之举，而曹国公的确也有知情不报的嫌疑，是否有谋不轨，还需再做调查，绝不能轻易认定。”
李景隆虽曾作为征北大将军，在靖难之役和朱棣两军交战过。
但李景隆所率的五十万大军，基本是在给朱棣送人头，胜少败多，若非李景隆这么折腾，朱棣的靖难还不能这么快取胜呢。
更何况，李景隆还曾开了金川门，迎了燕军进城呢。
相较于盛庸，朱棣对李景隆可没那么大仇恨。
留着李景隆，朱棣时刻都能想到他在靖难之时的雄风。
唯一的一点，李景隆仗着开了金川门的功劳，平日里所行的确尽显居功自高。
当然，相较于一些靖难出身的勋戚还是略差一些的。
不管如何，这样的人都是朝廷最大的毒瘤。
只不过现在，朱棣并没有杀李景隆的心思。
如此一来，陈瑛的弹劾，自会成为他自己的一大罪证了。
秦政学说到盛庸的时候，朱棣都没过多的表情。
说到李景隆，那就更没什么多余的态度了。
既是如此，秦政学再往下说的时候那可就放下大胆多了。
“永乐二年，陈瑛又弹劾耿炳文僭越，耿炳文自杀，耿炳文曾在陈瑛弹劾盛庸，导致盛庸自杀之后，耿炳文骂了几句陈瑛，当时学生还在场，陈瑛回去之后，曾愤愤难平叫嚷着要报仇，值得一提的是，陈瑛说耿炳文僭越，但却迟迟没找到耿炳文僭越之物。”
耿炳文在李景隆之前，做过朱允炆的征北大将军。
耿炳文的军事能力，要比李景隆高升很多。仟千仦哾
或许是因朱棣天命所归，或许是因朱棣军事天赋卓越，或许是因朱允炆提前吩咐不得伤了朱棣，让他背负杀害叔叔的罪名，所导致的掣肘。
反正，耿炳文与朱棣遭遇，连败几场，导致朱棣地盘越来越大，朝廷损兵折将，一败涂地。
最后，耿炳文被朱允炆召。
输了这么大的仗，朝廷没治罪于耿炳文已算幸运，自不会再重用于他。
自此之后，耿炳文深居简出，很少过问朝政大事。
朱棣进京，耿炳文没反抗，自然而然也就做了朱棣的顺民。
之后的一段时间，耿炳文依旧谨小慎微，很少和外界有所往来。
这样的人，说他僭越，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耿炳文年纪摆在那里，何必搞个僭越，给自己惹麻烦。
最重要的几人说完，秦政学停顿都没有了，直接又道：“永乐二年，同时又弹劾驸马都尉梅殷邪谋，梅殷遇害，梅殷在这之前一段时间，才指责陈瑛奸佞，以私利弹劾与朝臣，才导致盛庸等人被逼自杀的。”
这几件只是抽出来典型，除此之外陈瑛也还曾弹劾过不少人。
那些人当中，至少有一半是捕风捉影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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