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朝代，能够真正的决定政局的无外乎几种力量，皇权，勋贵，豪门，世家，将门，军阀，当然在少数时候也能够算上某些zj。
在某些时期，这些力量是重合的，在某些时期，又是相对独立，但翻过来覆过去，真正掌控华夏这片土地的从来没有真正超出过这些力量的范畴。
其余所有的人，事，物或许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本质上不过是这些力量的附庸而已。
就长安城来说，随着李诵被宦官和藩镇联手逼迫退位，李唐皇室的力量已经衰弱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甚至已经到了被彻底架空的边缘。
因为郭戎这个意外因素的出现，使得太上皇李诵手中多了一个趁手又好用，堪称神兵利器的大家伙。
在郭戎这柄武器的助力下太上皇将个人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从贞元二十一年到开元四年，这五年的时间内，利用郭戎这柄武器的威慑，拉拢一方，打压一方，削弱一方，同时疯狂壮大自己的核心力量，胡萝卜加大棒的简单策略在太上皇的手中发挥的出神入化。
在不经意间，以此消彼长的方式，使得李唐宗室，以及长安朝廷的权力和力量空前增强。
尤其是是在长安、关中、关陇地区！
曾经大唐的支柱，腐败变质，尾大不掉之后，已经成为寄生在大唐躯体上蛆虫的关陇勋贵，在一轮又一轮的梳理、清洗、整治过后已经今非昔比。
在关中地区，剩余的勋贵要么是李诵通过禁军扶持起来的新勋贵，要么已经彻底沦为了李唐皇室的附庸。
至于剩下的力量至少在表明上保持了臣服，只不过，这部分人无论是经济实力，政治实力，人员实力都已经被大大削弱。
事实上，在这五年的时间内，被大幅度削弱的不止有曾经的关陇勋贵！
首先，镇压了长安的宦官叛乱，重新掌控了长安；
紧接着击溃了吐蕃对剑南的入侵，收回了陇西、陇南，逼迫吐蕃签订求和协定，顺道削弱了剑南；
改革朝廷的权力架构，定下大唐的改革方向；
引入了良种，活人无数；
大规模开发了府谷煤炭，给无数人提供了生计的机会；
支持技术积累和创新，充分发挥了大唐能工巧匠的动力，使得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濒临巅峰的技术、科技再次飞跃性进步；
利用一副从郭戎那里意外得来的世界地图，撬动了整个大唐的积极性，使得大唐的整体风貌从单纯的内卷，变成了内卷和对外扩张的同步进行；
利用从关陇勋贵、山东豪门手中搜刮了海量的财富，在关中建立了第一个工业基地雏形，在胶东建立了第一个造船基地雏形；
明面上平定了平卢镇李师道叛乱，收复了平卢十二州，逼降了淮西，削弱、震慑了剑南、魏博、成德、卢龙几个野心最大的藩镇；
暗中斩杀了貌似忠良实际上心怀不轨的丰州任迪简，重新掌控了河套平原，击溃回鹘旧贵族实力，重新改变了草原上回鹘的局面；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誓言，数不清血洒边关的宗室子弟，更是让自高阳公主开始宗室在民间不良的形象和风评被大幅度改善；
……
通过这一系列的举动，在整个大唐影响范围之内，关陇勋贵，山东豪门，各地藩镇，吐蕃回鹘，辽东诸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
就连看起来和天下没太大关系的佛门和道门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毕竟，太上皇虽然没有明确的说过扶道灭佛，但是为太上皇续命的可是货真价实的道门子弟，而且太上皇的心血以长缨军为核心的禁军中实在加入了太多的道门子弟。
以大唐文官那敏锐的洞察力，不难做出他们认为正确的判断，在长安以及地方官吏的会意之下，佛门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割肉的程度，而是被敲骨吸髓。
道门看似被扶持，然而，道门本就更提倡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而不是敛财，虽然道门中也有歪瓜裂枣，但是比起大唐第一地主的秃驴们，还是要好太多，当然更重要的是道门中真正的精英已经基本被吸纳到了禁军之中，所以道门在民间的影响并没有扩大。
至于，盛极一时，甚至可以逼迫李唐的皇帝退位的宦官集团，则已经彻底退出了大唐的政治舞台。
宦官们之所以可以盛极一时，那是因为机缘巧合之下他们掌控了朝廷手中最强的野战兵团神策军。
随着神策军的烟消云散，宦官的权力还是来自皇帝本身，以李诵对宦官的厌恶程度，宦官集团被铲除顺理成章。
只不过，宦官集团可以被铲除，但是其他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相比较权力完全来自皇帝的宦官，其他的力量来源和宦官有本质的不同。
关陇勋贵本就和以武立国的李唐休戚相关，可以说勋贵强则李唐强，勋贵弱则李唐弱，勋贵堕落为寄生虫，那么李唐距离彻底垮塌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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