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乙或者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最终没有想买地好好经营，他们只是做了中间商，钱稍微过了过手，买完后又卖给别的邻居了，把田重新换成了钱。
然后这些人就套取了官府给的助农买地贷款，又没有了原本那一亩三分地的束缚，直接选择了将来卷款跑路，甚至脑子活络的还会想着如何隐姓埋名。
而这种事情，朝廷确实是堵不住的，因为朝廷不能禁止赤贫之人一次性卖空自己的田。
万一对方是一开始真心想背个贷款把自家的田买够十亩以上、然后好好耕种经营呢只是买了之后，又发生了别的意外，生存都有问题了，不得不重新卖田救命，这是很正常的。
就好比朝廷哪怕可以出限购政策，
但你总不能阻止人家贷款买房的人断供吧
更不能阻止贷款买房的人断供后，违约被法拍吧
任何朝代，只要用上了断供或者法拍这两招，加上确实不担心自己背井离乡征信全毁，那么一个人想骗贷薅一笔羊毛，那是绝对止不住的——
至少在全民信息数字化联网以前的时代，绝不可能做到。明朝的社会治理细致化程度，显然还差远了。
……
潮水褪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果泳。
而大水漫灌的时候，问题总是容易被掩盖的。
张世鹏被朱树人选为小康二年试点放贷、进行贫农土地互相兼并的试验田，他一开始的工作，当然也得集中在如何放款，如何集中田地，如何减少贫农人口数量，把一部分人口挤出为工商籍。
所以对他的最初考核指标，也都是“杭州府境内在册贫农的户均田亩面积增加了多少、贫农人口转工籍人数规模有多少”，这两项指标，才是决定他试点政绩好不好，几年后是该升官还是留任还是贬值。
被考成法的ki指标逼着，张世鹏一开始也只能采取比较激进宽松的信贷政策，给凡是符合条件的想买田贫农都尽量放贷，除非是朝廷拨给他的本金已经不够了。
短短几个月里，他就放出去了至少两百万两的银子，涉及了杭州府各县累计十几万的农户。
账面上的政绩是很明显的，经过这么一番贫农之间的相互兼并，杭州府境内剩下的贫农，户均拥有水田数量，从两亩多上升到了五亩多，翻了一倍都不止。
同时至少有七八万户人口，从农籍转为了工籍，为朝廷要力推的工商业建设，增加了全职廉价劳动力。
不过这种试点，估计后续也没法大范围推广、大水漫灌了。因为朝廷根本拿不出那么多放贷的本钱。如果一个杭州府，都要花掉一年两百万两、后续每年还会有新的兼并放贷，最终数年总和可能会超出五百万。
那要是应天苏州松江常州湖州绍兴宁波……这些人口密集人均田地很少的富庶府也都加入试点，不得一年耗费上两千万两多年累计就是五六千万两朝廷哪有那么多本钱来放贷
以朝廷多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的结余，至今也没结余到一亿两银子。而每年的财政收入，也才几千万两而已——
这个数字其实已经不低了，因为大明如今的人口还没恢复，也就七千多万人口，每年财政收入能有几千万两数量级已经不错了。
后世平行时空的清朝，到了乾隆末期嘉庆初期，也就一年七八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要不怎么说和珅价值八亿两的抄家能抵朝廷十年岁入呢（其实黄金现银都才分别几百上千万两，其他都是珠宝珍玩土地估值的，这里只是类比便于说明）
所以，大明朝廷恢复和平后，这几年慢慢攒下的积蓄，在未来五年里，就算不出别的意外，没有别的花钱的地方，也就只能给南直隶加浙江的小部分府试点这个新法。
得等这些放贷十年八年之后收回来，利滚利滚到三倍（如果贷款都能顺利收回来的话，实际上肯定有坏账损耗），才能在南直隶和浙江其他地区，外加江西福建推广。再过十年，才能滚到湖广四川两广……
所以这肯定是一个比“废丁分籍”更复杂和拖沓的大工程。如果大明不创造新的货币，或者搞点别的财源，靠财政结余的自有利息往上滚，三十年都完成不了。
好在这事儿也只是个引子，并不用很急，最终目的还是把废丁分籍的事情彻底推进落实下去。至于有多少贫农借到了钱帮助他们买地把邻居挤走，这指标本身其实并不重要。
……
张世鹏放了足足好几个月贷，政绩ki数字蹭蹭蹭往上涨的同时，对本地民风刁钻颇有认识的他，内心其实也非常不安。
因为他知道，自己脚底下肯定埋了一个不小的雷。
所以，在小康三年正月，过完元宵节后，他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时机，又遇到了朱树人派来浙江检查相关试点工作的姚启圣，就把自己对坏账的隐隐担忧，和盘托出了。
“姚先生，这放贷试点和鼓励贫农扩田，倒是完成得不错。可是这七八万贫农改工籍、剩余贫农户均田地翻倍有余，代价肯定也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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