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天下三分，呈鼎立之势。
天下之争，在人和，在地利，更在于天时。
自先秦伊始，天象历法便成为了王朝承应天命的象征。
《尚书·尧典》中就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并且已经知道一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大戴礼记·夏小正》一篇被认为是出于夏代，记录了一年中十二个月的天象和物候，以及相应的生产生活活动。
秦朝及汉初，采用的是秦朝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但《颛顼历》并不精确，到汉武帝时已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错乱现象。
于是汉武帝令司马迁、落下闳、邓平等改《颛顼历》而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在无中气的月份，插入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较为正确，
虽然官方实行太初历，但是太初改历考虑了太多政治和迷信内容，并未尽得人心。
此后虽然朝廷一再打压，但四分历借壳重生，以谶纬迷信为基一直传承不断。
到后汉章帝时期，政府改历，四分历又替代太初历而上位，但是其实当时的四分历，还很不完善。
东汉贾逵讨论历法的时候已经提及，当时已经发现月亮运行不均匀，四分历没有很好地计算这一点，而是统统采用均匀的速度计算。
在后汉桓帝灵帝执政时期，四分历已经颁行近百年，历法中的问题暴露更多。
当时蔡邕和刘洪两位天文大家同在东观工作，通过精确的观察和分析，指出了现行历法的诸多不足之处。
可以说，在桓灵时期，四分历已经远远落后于当时的天文学发展水平。
可惜蔡邕在仕途上屡遭打压，而刘洪潜心钻研出来的新历法又不得朝廷重用，天下大乱后便遁迹江湖。
如今天下百姓崇尚的天命之说，最直观感受的便是历法的精确与否。
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原大地的气候逐渐变得寒冷，塞北诸胡纷纷南迁。
想那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便是利用“汉家历法不适用于当今之世”的说辞，说服世人天命已从刘汉转移到曹魏，信服者不知凡几。
但即便是诸葛亮也不得不承认，前后两汉的历法，确实不适用当今之世了！
天下无数黎民翘首以待新的历法，可新编出一套新历法，干系到王朝正统，关切到天下民心，谁家王朝敢在这件事仓促懈怠！
即便是曹魏谋夺汉室江山已有数载，可推行的历法仍旧是旧汉的四分历。
由此可见，订制一门新历法的难度。
在天命一说上，曹魏有“禅让之说”，但真正在历法一事上走的最长远的，却是东吴。
在中原诸侯之乱后，后汉天文大家刘洪的传人纷纷迁徙向富庶且安稳的吴地避乱，与之一同的，则是乾象历的南下。
即便是赵爽现在留在了蜀地为汉臣，东吴还有阚泽、虞翻、王蕃这些天文大家。
几乎举世公认，当世三国之中，最先编纂出当世适宜的历法，首推东吴孙氏。
反观蜀汉，偏居一隅，能在天文一事上颇有造诣的人选寥寥无几，至于像赵爽这样的天文大家，就更为罕见了。
大汉需要一套适宜当世气候变迁的新历法，如此方能和曹魏争天命，与孙吴夺时机。
诸葛亮举目望去，能托付如此重任的，唯独赵君卿一人而已！
被诸葛亮一番言论振聋发聩的赵爽，将散落在了地上的算筹拾起，工工整整地摆放在盒子里：“孔明说的对，埋首在此枯索无味的事情中，乃虚度光阴尔，非我平生之愿！”
直到此时，赵爽才折服于诸葛亮的智慧，心中对他更加钦佩不已。
赵爽将装满算筹的盒子合起，捧在手上，走到诸葛亮的面前：“既然知道了割圆术的法子，不若找个弟子传承数科衣钵，让其一脉核算这卫弘给出的数值是否正确，这才是上上之策！”
据卫弘所言，周圆之比乃是无穷无尽之数，每算清小数点更后一位，便要比之前耗费百十倍精力。
经过这段时间赵爽的亲身经历，对周圆之比的钻研挖掘，非是一代一世能够完成的。
既然自己手中已经有答案了，这答案几乎都是对的，又何必再费尽心力去探索呢？
见到赵爽终于是不拘泥微末，诸葛亮甚是欣慰，笑声爽朗的说道：“呵呵，君卿既然想明白了，那吾就代汉室宗祠、代天下黎民，恳求君卿做一件事！”
赵爽却心领神会：“孔明无须多言，你所求不过只是大汉新历罢了，此事于我来说，并不算难。”
诸葛亮点点头应道：“君卿便是为吾大汉送来天音的麒麟之才啊！既是如此，吾也不再多言，便奏请天子，授君卿太史令一职，领太史台一事，为吾大汉编纂新历！”
赵爽当即应下，深躬一拜后，旋即抬起头对诸葛亮问道：“丞相，不知我可否调用一人为副职，或者我为副职，辅助这人编订新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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