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破野头保禄和刘库真产生纠纷的这件事情来说，也是因为受其控制和指示的陆令萱在为时流说媒的时候，为了攀上更高权势之人、或者获得更多的报酬，所以往往会一女多配，让时流竞价较势，从而滋生出不少的纠纷。
李泰原本还恼火于门下滋生了一些坏习性，现在看来这习性也是从东朝之人那里沾染过来的。
不过这些事情总体上而言也并没有在现实的政治生态中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不是破野头和刘库真的吵闹，短期内他还真的不会去了解这一系列的事情。而随着他对这些事情了解一番之后，便自然不会再放任不管。
这司马消难之所以敢在畿内搅弄这些事情，根本的原因在于朝廷眼下还没有正视接纳关东时流融入时局这一问题，也没有相关的政令举措颁行，使得众多的关东时流心中没谱，自然就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获取安慰。
不过这个问题倒也不是李泰和朝廷给忽略了，而是还没来得及兼顾上。之前改朝换代、封奖功士等一系列的事情占用了朝廷大量的精力，而这些相对而言并不怎么紧迫的事情便暂且延后处理。
世道进程川流不息，各种人事的演变并不会因为当权者不关注便停止下来，而是会自发的形成一种新的秩序。
由于朝廷对入关时流的诉求有乏回应，这些人事诉求自然而然就聚集到了他们所能触及到的目标周围，而司马消难由于其身世地位就成了这一阶段的一个选择。
如果司马消难能够正确的去疏导这些人事诉求，帮助朝廷进行拾遗补阙，那李泰非但不会心生反感，反而还会有所嘉奖。
但是司马消难在获得这样一个机会之后，却没有进行正确的处理，反而是遵循过往的风格进行结党营私、搜刮勒索等操作，这就不免让李泰心生不悦了。
在一个团体当中，有的人对自身的利害无比敏感，想方设法要将更多的利益攫取到自己的手中来，这样的人不可谓不聪明，但是对团体的意义则就没有多大，反而会造成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而增加内耗。
有的人未必精于谋私，但却有能力、也有意愿将团体做大做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团体能够存在并发展的核心关键人物。
司马消难显然就属于前者，他看到了世道之内有这样的情况，而自己也有能力去介入其中，但他却并没有立足于整个大唐朝廷的立场去考虑这件事情，而是完全从自身的利益进行设想和行动。无论会不会给大局造成损害，显然都是欠缺了大局观。
李泰倒是不清楚司马消难想要谋求拜相的想法，但这样的行事风格，显然是不配做宰相的。甚至李泰都不打算再将其留在朝中，以免败坏朝中人事风气。
不只是李泰对司马消难心生不满，朝中其他人也有留意到司马消难的这一番做派。御史中丞刘璠便弹劾司马消难职务侵占，盗取光禄寺公帑库物来豢养门生，请求朝廷对此深入调查并严加惩戒。
借着刘璠弹劾这一情况，李泰便暂停司马消难光禄卿职务，并且着令有司调查一番，最终确定司马消难的确取用光禄寺库物若干，数额还比较可观。因念其人有归义功勋，勒令其寻日内补回所盗库物并处罚金，除爵归第，不再加罪。
对于司马消难的惩处还只是其次，眼下更重要的还是要拟定一个广泛的针对北齐遗民们吸纳统合的一个执行方案。
之前李泰虽然派遣礼部尚书崔瞻前往河北，招纳诸州贡士，但那主要还是针对的留守乡里的河北人士，对于一些已经来到关中和原北齐的官员们还没有一个处置方案。
于是接下来朝廷又颁布一系列的刑赏令式，系统性的处置一下原北齐文武官员，并制定了一套吸纳原北齐人士的标准。
首先是在去年的灭齐之战中，在攻破邺城和晋阳之前便已经归义之人，无论之前两国对峙时事迹如何，前事一概不论，新朝则论功行赏。
归义功士分为三等，分别以王师进入邺城、进入晋阳和开皇元年以内，各有不同的封赏规格，超过这个时限，一概不再评论归义之功。
之所以会留下开皇元年这一个时限，那是因为眼下还存在数股北齐的残存势力，是接下来需要重点扫荡的对象，自然要给那些被裹挟人士一个弃暗投明的时间和机会。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河北人都有弃暗投明的机会，随着归义功格公布之后，对北齐遗民的审判和刑罚事宜也一并开始进行。针对北齐遗民的惩罚，主要分为三等，分别是徒、流、不赦。一般的顽抗之徒，给予年限不等的劳役徒刑，罪行更为严重的，则就加以流放之刑。最为严重的，那就是斩首不赦了。
大凡罪犯不赦者，那就等于是彻底断绝了在大唐政权内的政治前途了。而率先登上不赦名单，被钦定为不赦之族的，便是之前在定州城诈降而引诱王师前往的高思好等人。
这些人虽已元恶伏诛，但剩下的族人仍然没有幸免，渤海高氏高雍一族、赵郡李氏李宪一族，俱名列不赦之族，除其业已伏诛人员之外，余者亲属皆流放山南湘州、宁州等地安置。同列不赦之族的，还有渤海封氏封隆之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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