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文遥回到晋阳后便被直接引入宫中，当其等待皇帝召见的时候，却见侍中赵彦深被从殿中引出，就连官服都被剥去，模样显得有些狼狈。
元文遥连忙上前小声问道：“赵侍中这是……”
几名禁卫甲兵却不允许两人当道交谈，直接将赵彦深给拖向宫外。
元文遥见状后心中不免有些惴惴不安，近年来晋阳军政多被晋阳勋贵所掌控，赵彦深已经是为数不多在并省还能掌握一定话语权的汉臣，看这架势又不知因何得罪了皇帝陛下。
不过他也来不及细想，很快便被侍者引入了殿中，未暇入前参拜，便听皇帝愤怒的咆哮道：“赵彦深当真辜负国恩！其人久历显职，未尝一日遭弃，而今家国蒙难，非但无一良策以献，反而还邪言阻朕恭事孝道，当真可恨！”
原来就在元文遥奔赴突厥大营这段时间里，近来一直疾病缠身的皇太后娄氏、不对，应该是石氏，终于不治身亡。皇帝高演对此自是悲痛欲绝，想要为皇太后大治丧礼，结果却遭到侍中赵彦深的劝阻，认为如今都畿陷落、国君受困，如若再大治丧礼，必然会令六师沮丧，实在不合时宜。
结果赵彦深这一番进言触怒了皇帝，直接下令将赵彦深夺官逐出宫去。若是往常，皇帝倒也不至于如此失控，但且不说如今魏军兵逼晋阳，就皇太后病故一事，御医进言河北道路断绝、许多珍贵药材都无从寻找，所以才没能治好皇太后的疾病，至于巫婆则就更过分，直言皇太后是为国抵灾、为皇帝消难才一命呜呼。
这二者固然都是在推诿自己的责任，但他们所寻找的借口却都与皇帝有关，无论是河北的沦陷，还是家国灾难未已、竟然需要献祭皇太后，无不是在说他这个皇帝做的不称职。
高演心中自是愤怒不已，而对于亡母又心存愧疚，便想以盛大哀荣丧礼告慰母亲，却不想就连这一个愿望都遭到反对。他名为至尊，却事事不顺，连日来心内所挤压的负能量便全都发泄在了赵彦深身上。
“元爱卿快快入前，此番暗访，乌尊可汗心意可有转变？”
见到元文遥登殿，高演暂时收起心中杂乱的情绪，连忙将他唤之前方询问此番出使的结果如何，可是当听完元文遥小心翼翼的奏报后，他的脸色又变得铁青，恨声说道：“贼胡仗势欺人、趁火打劫，当真可恨！吾位谁嗣，其容此塞外胡酋置喙！他询问文宣遗孤，又是做的什么险恶计量！”
然而他话音刚落，殿中本来商讨皇太后丧事的濮阳王娄仲达的人纷纷劝告皇帝息怒，眼下联合突厥已经是为数不多能够挽回当下危困局面的方法了，而且看这样子乌尊可汗也已经心动，至于提出的要求有些过分，大可以继续再谈。毕竟在生死存亡的大计面前，再怎么过分的要求也可以商榷，怕就怕万念俱灰、彻底绝望！
乌尊可汗所提出的这几个要求，若阿史那皇后产子便以之为嗣，虽然侮辱性极强，但实际影响倒也不大。毕竟眼下阿史那皇后连怀孕都没有，即便是答应下来，还不知道哪年执行。
可是让文宣帝的儿子前往突厥为质，很明显乌尊可汗不知道在打着什么鬼主意。不只是高演这个皇帝，就连娄仲达等一干晋阳勋贵们也都不由得暗生警惕，毕竟当年他们也都参与政变，夺了文宣一脉的皇位。
在群臣苦劝皇帝以大局为重，答应乌尊可汗来年以阿史那皇后之子为嗣后，高演只觉得后一个条件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若此劫难不能逃脱，则我等与国俱亡当下。乌尊可汗即便欲以文宣后嗣弄事，亦是兴继亡绝，于我未为坏事。只不过，太原、济南自幼羸弱，无刚强之质，可遣范阳王前往。”
太原王高殷、晋安王高绍德都是文宣与李皇后所生嫡子，高演不可能将此二子送出于外，而范阳王高绍义乃是文宣庶子，即便乌尊可汗想要凭此搞什么动作，只要晋阳政权仍然存在下去，高绍义的法礼性终究不高。
“当下晋阳犹有甲士十万，危亡之际，城中壮丁、诸家奴婢俱可征发，又可得战卒数万。幽州师旅五万之众缘北而来，可以阻断贼之退路。如若乌尊可汗肯于助战，则我内外近三十万众，何患不能歼灭此路贼师！”
在有了将突厥拉拢过来的可能之后，高演和一众晋阳勋贵们的心情又转为乐观起来，东面平原王段韶镇守井陉，使得李伯山河北魏军迟迟难入，而西山长城虽已告破，但只有少量魏军师旅跨界而来，并不足以撼动晋阳城防。
当下对晋阳最有威胁的，便是停驻在肆州的那一支魏军武装，如若将这一支人马引至晋阳城下凭着优势兵力加以歼灭，那么魏军此番攻势将被化解大半。河北沦陷诚然是让人懊恼，但单凭李伯山这一支人马，也休想再撼动晋阳的防御。只要晋阳这里危机解除，来日收复河北等地，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这样一个美好愿景的刺激之下，尽管乌尊可汗所提出的要求让北齐君臣都倍感屈辱，但还是咬牙答应下来。只要应对过眼前的危机、挫败魏军这一次的进攻，西魏也必将元气大伤，北齐君臣卧薪尝胆，收复失土、中兴社稷也绝非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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