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智”与“谋臣”是先秦时“为间”人选的主要来源。《孙子·用间篇》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门论述“用间”理论的兵家着作，也是世界间谍史上最早的专门文献，对古今中外的间谍思想及其实践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孙子·用间篇》云:“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10]301《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其狱中上书云:“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2]2561所谓“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等应是间谍活动的具体内容，而“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等语则反映出间谍活动的巨大成效。《孙子·用间篇》这样总结“用间”原则及其重要性:“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可细分为“五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其中尤以“反间”最为关键:“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10]290—300“反间”指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有将计就计的意味，但尚未上升到主动防御的高度，可视为早期反间谍的一种手段。但史籍中对于“反间”概念的界定不如《孙子》的界定明晰，往往将用间都说成反间，专指用计使敌人内部产生矛盾与分化。在尚无专门间谍训练的古代，如何选拔和招募间谍是一大难题。《孙子》未言其详，后世注家则多有发挥。例如，生间“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壮、矫捷劲勇、闲于鄙事、能忍饥寒垢耻者为之”，还应“有贤材智谋，能自开通于敌之亲贵，察其动静，知其事计，彼所为己知其实”[10]296。复杂多样的“用间”任务，客观上要求执行者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由于间谍工作的隐秘性，用间过程中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泄密。《孙子·用间篇》特别强调:“故三军之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10]296—297有学者回顾中国古代间谍史，将其总结为十五种:“窃听、通讯、密码、代号、秘语、暗器、毒药、摹迹、密写、化装、查验、伪造、判析、拆封、密藏。”[11]414—457秦汉典籍所见较多的是窃听技术。例如，范雎初见秦王，“左右多窃听者”，其中可能就潜伏有敌国间谍，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2]2409《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写道，主要活跃于秦惠王时期的政治家甘茂(一说樗里疾)曾运用“凿穴于王之所常隐语者”的特殊方式刺探国君与大臣之谈话内容，“凿穴”“道穴听之”等窃听手段使其能够探知政敌与秦王的“隐语”，并最终以此除去竞争对手。[12]319—320《墨子·备穴》记载“凿穴”人员选拔与设备情况:“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幎之以薄皮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所谓“穴听”的具体设置:“戒持罂，容三十斗以上，狸穴中，丈一，以听穴者声。”[13]561—562类似技术可能在秦统一过程的“用间”活动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秦统一的历史进程，主要是通过大规模军事征服活动完成的，由此造成的战争成本也十分惊人。《孙子·用间篇》首先便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孙子·作战篇》又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所谓“内外之费”“日费千金”等战争相关费用，恐怕主要还得由民众来承担。因此，《孙子》提出“用间”是确保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如果仅仅因为“爱爵禄百金”而不愿派出间谍，不仅决策者要背负“不仁”之名，从军事动员成本的角度考量也是得不偿失。历代《孙子》注解者对于所谓“不仁”有具体解说。
李筌曰:惜爵赏，不与间谍，令窥敌之动静，是为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间也。梅尧臣曰:相守数年，则七十万家所费多矣;而乃惜爵禄百金之微，不以遗间钓情取胜，是不仁之极也。王晳曰:惜财赏，不用间也。张预曰:相持且久，七十万家财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赏之细，不以间求索知敌情者，不仁之甚也。[10]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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