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情况并没有朝廷想象中的那样糟糕。
秦墨忙着对付鞑靼，根本没时间去理会什么赵燧。他也根本看不上那些起义军，不可能冒风险和那些断头鬼搅合在一起。
如果要打内战，秦墨能打得比谁都凶，三日攻一城，十日吞一府。但谁坐在那个位置重要吗？
没有根基，完全没办法和大明朝掰手腕。
外面的强敌不除，里头的田地问题不得到解决，不让天下人看到生的希望，盲目的造反是没有用的。
但朝廷不知道这些，惊惧之下，宣府与固原的边军被部分召回入京勤王。边军的战斗力不是京营的工程兵能比的，秦墨预估起义军失败的日子并不远了。
别人不清楚刘六刘七那批人的底细，但秦墨清楚的不得了，刘六刘七，本质上还是流氓作风。
在明军“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攻之下，占据天险而守的明军只要有效防守，耗也能耗死这帮没有目的的起义军。
而且秦墨很清楚，刘六刘七发家也并不怎么光彩。他们的前身是流民，被北方权贵挤压导致失去土地而破产的军户或是普通百姓。
弘治一朝，权贵的数量大批增加。而北方的商业并不如当时的南方那样发达，北方权贵来钱最快的手段还是强占土地。
当时的天子朱右樘带头圈皇庄，宠幸张皇后，以至于皇亲权贵们个个嚣张跋扈上行下效。
做生意哪里有直接强占土地来的痛快，权贵们自然更喜欢这种直接霸占生产工具的快感。
北方如此，为严重。那些破产的农户与军户逃离，就此成为了流民。
正德元年巡查御史宁杲想了馊主意，既然京畿地区匪患严重，那就用魔法打败魔法。
被抓的匪患要想出去，就得找三倍以上的匪徒来交换。
好家伙，做生意的精髓是让他学会了。空手套匪徒，完全忽视了匪患留下的祸根。
最后不小心玩脱了，当时的刘六刘七正跟着好大哥张茂混。一不留神大哥比他们先进去，没办法只能设想营救大哥。
但朝廷打击匪患的力度出奇的大，找的人是个太监，胃口其大要价就是一万两包搞定。
张茂的家人凑不出这个银子，刘六刘七便打算干票大的给大哥赎身。等大哥出来了，再让好大哥给自己赎身。
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多找些人给自己打工赎身不就好了？
两人的理解是人多好办事，当即找一些好兄弟抓一大票盗贼匪徒，准备动手打劫一家大户。
虽说人多好办事，但人多了也容易出事。
一群人本来只想打个劫，一不留神手下就把县衙给烧了，县令也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眼看着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刘六刘七直接就反了。
恰逢当时想反的人还不少，河北地区有许多过不下去的养马的汉子纷纷响应。
他们之中大多都是被大明朝严苛的马政折腾得快活不下去的普通民众，这些人没别的信念，就想着活下去。
可偏偏明朝的马政非常烂，在冷兵器时代需要战马打仗，朝廷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北方没有草原官方无力大量养马。
于是马政就此出现了，官方养马加民间散养的模式逐渐成型。刚开始还小有成效，毕竟朱元章亲自盯着这项业务，没人敢使坏。
但朱元章一死，这马政就逐渐变了味了。
例如每户饲养母马的马户一年必须上交一匹马驹，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马的发情期只有27天，妊娠期长达11个月。
真把马当做生育机器了，时间卡的死死的，根本不给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样的条令看似可行，但实际操作中会面临诸多困难。
简而言之，就算是种马也早就被榨干了。
一方面是朝廷边军急缺战马，另一方面养马的补贴根本没到位，烂透了的马政对本就不富裕的养马户伸手搜刮。
北方五户口人负责一匹战马的饲养，若是一年交不出小马驹，或是不合格的小马驹，养马户通通要赔钱。
正是这些丢失耕田的农户，军田被侵占的军户，无力负担养马任务的马户这几个人群体的集体破产导致流民数量变多。
军户本就习得武艺，马户有现成的马匹，一群流民组合在一起，顿时出现了一群四不像的马匪。
即使是四不像，但有了马匹，起义军的底子瞬间就硬实了。
从本质上来说刘六刘七起义和历史上底层农民起义并无不同，唯一不同的是刘六刘七开局拿到了一副好牌，却打了个稀烂。
上一个说得盐泉者得天下的是刘皇叔，但很可惜蜀国还是没能走出四川，并没有真正成功光复汉室。
但上一个说得马匹者得天下的李渊成功了，通过并不算光彩的妥协交易得来的战马打下了一个大大的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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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着高密集的战马，起义军获得了普通府衙比不了的高机动性。但也产生了矛盾，该去哪？该听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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