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帝要用的人，自然都不是一半人，或出勋臣之家，或为名门之后，都是背景很强的人。结果，因于谦只就才能、表现论人，许多人得不到任用、提拔，都怨恨于谦。身居高位，无党无私，于谦不愧为高尚无私之人。然而，高尚，往往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于谦的另一项无私之举，则加强了他的对手们。团营，有功于国家，却助长对手实力于谦干了件有功于国家的大事：团营。土木之变，三大营体制的弊端暴露无疑。当年，为了防范武将影响力过大，采取了统兵与练兵分离的政策。即：将士们平时在各卫所、各营操练备战，战时，由朝廷委派的将领统兵出战。作战结束后，大将交回兵权，回朝做官。各兵各归各营。
因此，作战时，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明代的战争，已经冷热 兵 器并用，对协同要求较高了。
因此，作战时，兵不识将意，将不识兵情，指挥不灵，往往败北。于谦为改革弊端，创立团营。他选拔精锐，分为10营，每营人，统一操练。将士们长期在一起，训练在一起，作战也在一起，体统相继，彼此相识，兵将相习。
于是，“同辈之人易以相机，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扞头目，子弟之卫父兄”。明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这也给了一些人机会。原本，统兵大将只在战时接触部队，而部队作战结束后，各回各营。如今，统兵之将也是练兵之将，上下一体。
因此，石亨、张辄等人，都可以借机拉拢一些勇士，结成党羽，以为自己的死士。
夺门之变时，曹、石的实力当然没有那么强。不过，事后，得到赏赐的将士达4000人，即便有些是事后来冒领的，但事变时规模应当也是不小的。
或许，这也是于谦死后，已做出成绩的团营被取消的原因吧。
结成一党的“夺门派”于谦不结党，但对手会结党。这些结党者，实力都很强。总兵官石亨，是团营十营的总兵官。
太监曹吉祥，是司设监太监。表面位置不高，但实力很强。早在当年随王瑾出征时，他就私养番将健卒，后来，他又奉命为团营监军，其私人武装自然更强了。
一个是总兵官，一个是监军太监，两人勾结到一起，能如何发展，自然不言而喻。
此外，中军都督府右都督、太子少保张輗，领宿卫。
其弟张軏，也曾任前府右都督，只是被于谦弹劾了。
他们的父亲张玉是当年随朱棣靖难的首席大将，兄长张辅也是重臣名将，其家族实力非常强大。
此外，左御史杨善，副都御史徐有贞，是都察院领导，为天子耳目风纪，对百官、将领的情况都有相当了解，提供了情报网络和参谋大脑。
旋即，他们找到了最大的支持者——孙太后。
太后的关键作用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徐有贞找到太后，提出拥立英宗复位的想法，得到了太后的认可。
当时有两个太后，英宗的生母孙太后以及景泰帝的生母吴太后。不过，孙太后原就是宣宗皇后，地位高于吴太后。
各自的选择对于危局，于谦与他的对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于谦想要帮助朝廷平稳过渡，自然是争取早立储君。只要储君立定，政变将既没有借口，也没有必要。当时，普遍认为，将被立的太子将是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明英宗的儿子作皇帝，他继续作太上皇。由景泰帝亲自指定英宗的儿子为继承人，消除矛盾，平稳过渡，这是一个能够安定形势的办法。
在于谦等人的努力下，景泰帝答应于正月十七早朝议论立太子之事。正月十六日夜，于谦带群臣起草了一份奏疏，大家逐一签名，一直搞到傍晚。如果一切顺利，次日早朝，太子确立下来，平稳过渡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然而，次日早朝，他们等来的天子，却不是景泰帝。当晚，于谦的对手门，选择了发动政变。
徐有贞又顺路邀请了杨善和王骥作为同党。杨善和王骥二人都表示要以死报答太上皇。王骥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不但自己亲自披甲上马，还将儿子和孙子都带在了身边。三方人马会齐石亨叔侄、曹吉祥叔侄后，又等到了张鞁率领的大队京营兵，一齐向皇城进发。张鞁调兵进城是借口瓦剌骚扰边境，要保护京城安全。而石亨掌管皇城钥匙，所以能够通行无阻。四鼓时分，大队人马从长安门直接进入皇城。进入紫禁城后，徐有贞重新将大门锁上，防止外面有援兵进来，并将钥匙投入水窦中。皇城内的守军见这伙人十分奇怪，不明所以，但也不敢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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