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老臣年轻时读史书，发现有的朝代能远到西域，有的朝代却只能偏安一隅。”
夏原吉恭声道：“臣起初以为是武力不够，后来发现即便有些地方靠武力可以打下来，但派去的地方官却守不住，如此地方反复叛乱，致使国家深陷战争泥潭，得不偿失，最终只好无奈放弃。”
朱高煦当然明白夏原吉的意思。
每一个王朝因为本身财政与军事实力的不同，对于疆域的控制能力也不同。
旧的王朝被推翻，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并不一定能继承前朝所有的疆域。
历代封建王朝，在开疆拓土的时候，往往需要考虑三个根本因素。
第一个，军事实力，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若没有足够强大的武力，连自身都难保，更不要妄想开疆拓土了。
第二个，统治能力，即对占领地进行有效控制的能力。
这一点体现在对当地设置郡县官员或直接军管之后，朝廷派遣的文官或武将能够从那里征兵、收税，及其征收其他的物资。
第三个，在无法对占领地进行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又不能放弃此地，哪怕不断的投入新的兵力与粮食等物资，也要坚守下来，否则敌人就会以此地为据点，实现反攻，这就是边疆军事防御的必要之地。
简而言之，军事实力、统治能力、防御要塞所处位置决定了一个王朝疆域的大小。
这三个决定王朝疆域大小的要素之间，既有层层递进的逻辑，又有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
比如，从洪武年间开始，大明就开始攻略漠北，永乐年间朱棣更是三次亲征草原，一直到乾熙二年朱高煦统兵亲征，才彻底剿灭瓦剌、鞑靼这两个草原上最大的势力。
洪武年间，以大明的军事实力，是完全有把握打残草原各部，但那个时候打残草原各部要花很高的代价，对朱元章来说并不划算。
当时于大明而言，打残草原各部，并非绝对必要之事，把国内治理好，增强自身实力才是要紧的事。
毕竟，那时国内存在着西番、南蛮、西南夷等时常作乱的深山原住民。
就算朱元章发兵打残草原各部，占领草原，对那时的大明而言，想要在草原实现有效统治，也是有心无力。
更何况，打赢一场战争的决定因素比较多。
即便当时的明军战斗力强大，可面对来去无踪的漠北游牧部落，以及善于躲藏的缅甸丛林高地部落，打不赢才是常态。
如此一来，明军的防御前线能够维持到何处，何处就是边界。
就像洪武年间的云南，境内军州比民州还多，其实此省与当时的山西、陕西类似，就是一个防御性的边疆省。
这样算，在朱元章时代，大明疆域的极北之处就是漠南，而极南之处便是云南。
朱棣继位后，南征西讨，打下了安南，收复了西域，皆置以郡县。
永乐十六年四月，朱棣第三次亲征大漠，率领明军一路打到了阿鲁台的老巢，剿灭了鞑靼汗庭主力八千骑兵。
朱棣当时可以乘胜追击，渡过饮马河，灭了阿鲁台，却偏偏转向去了狼居胥山，在那里举行了祭天仪式，即封狼居胥。
后来朱棣班师回朝，与朱高煦谈及这件事时，朱高煦问朱棣为何最终放弃追击阿鲁台，朱棣却说他的目的在于削弱鞑靼实力，并不是非得一战灭掉阿鲁台。
其实这不难理解，漠北并不是不能种地，但受限于地理气候的影响，农作物产量有限，而且粮食或者说牛羊等作为赋税运回大明内地的成本非常高。
此外，草原上各部族之间情况复杂，治理内地的经验无法套在逐水草而居的牧民身上，朱棣就算打下草原，设立府县，也很难在那里实现有效的统治。
朱棣性格当中虽然有好大喜功的成分，可他却知道以当时大明的综合国力，是无法对草原进行直接治理的，甚至得持续对草原进行补贴救济。
试想一下，在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漠北、漠西之地上，散落着接近百万的牧民，怎么施行统治？
弄不好就是反受其害！
历史上，安南被打下置以郡县之后，朱棣派去的镇守宦官马骐却为非作恶，欺压当地百姓。
即便有黄福这样把当地居民当人看的好官，可绝大多数官员却是把去交趾任职视作被贬，更视汉化程度很高的交趾百姓为蛮夷。
如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越来越深，叛乱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很多次，导致大明在宣德年间放弃了交趾。
朱高煦很清楚，在铁路系统问世之前，无论是把草原还是努尔干地区纳入赋税征收体系，都要付出极大的人力物力以及政策方面的倾斜。
历朝历代的中原王朝，皆难以真正把全国所有资源利用起来，所以每个王朝真正依赖的核心地区只有一个或几个。
不过，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以及四级道路的建设，到永乐后期，大明朝廷能够控制的这种核心地区已经超过之前的历代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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