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本将占领已久的东北地区作为其全面侵华的基地，随着华北、华中、华南的相继失守，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将其在东北的一套殖民统治制度移植到广大的沦陷区，疯狂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试图将中国变为其原料产地，即形成所谓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
日本人占领江城之后，在政治上实施其“以华治华”的策略方针，在经济上则把它们当成掠夺和统制沦陷区经济，实现“以战养战”策略的工具。
为全面控制关内沦陷区经济，1938年由日本政府设立了一个殖民侵略机构——兴亚院。
其第二部管辖经济，在中国设立了两个“国策会社”。
北方的“华北开发会社”，其总部设在北平。
华中和华东地区的“华中振兴会社”，其总部设沪上。
其下设有诸多大小生产会社。
前者主要垄断华北地区的煤炭、钢铁、电力、交通运输、盐业、纺织、面粉等生产部门，
后者则主要控制华中及华东各省的铁路、水电、航运、电报、电话及无线电等行业。
两个国策会社不仅控制关内沦陷区农矿原料性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而且还控制了农矿原料的运销。即不但控制了农矿原料的货源，而且还控制了其输出贸易。
日本内阁以后还会通过“国土计划设定要纲”，规定“日满华三者之间，实行适当分业”。
沦陷区主要为日本生产提供原料、燃料及粗加工品。
随后，日本占领军又提出了所谓的“自给主义”政策，要求在华日军不再依赖本国，加强对占领区的掠夺，以达到“自给”、“自养”的目标。
日本人为了加强对沦陷区工矿业的控制与掠夺，日本占领军一方面对中国的矿山、钢铁业、交通运输、通讯、城市公用事业及与日本经济存在竞争的缫丝、水产等行业的工矿企业进行接收、控制;另一方面又设立了许多联合开发企业，全面控制华北、华中的工矿业。
前者主要采取军管和委托经营的方式。
所谓军管即由军方直接经营，这种方式主要实行于华北。
委托经营是指日本军方将强占的中国工矿企业委托日本的会社经营，此方式主要实行于华中。
后者具体方式较多，有所谓的合办、租赁以及收买等，实际均是强迫占领。
通过上述方式，日本掠夺了沦陷区几乎全部的钢铁、煤炭、电力、盐业、水产及机器缫丝业，绝大部分的面粉、棉纺、火柴、水泥、化工、食品等工业。
在控制与掠夺工矿业的同时，日本对沦陷区农业的掠夺更是不遗余力。
日军对沦陷区农业掠夺主要分为“征发”和“收购”两种方式。
所谓“征发”即直接掠夺，数以百万计的日伪军所需的粮食、蔬菜、鱼肉、蛋类等均向沦陷区农民征发，他们每到一地即公开抢掠。
所谓“收购”则是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买可供出口的农副产品，致使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生产，大量土地荒芜，农村经济凋敝不堪。
同时，日本人还在沦陷区设立了多家伪银行，全面控制沦陷区的金融，并对中国进行超经济掠夺。这些伪银行肆意发行不能兑换的、没有任何价值担保的纸币，且数额庞大。日本人通过滥发伪币打击法币、套购外汇、实行通货膨胀，加强经济掠夺，导致沦陷区经济严重衰退。
此外，日本对西方在华企业实行歧视性政策，如控制汇兑、垄断水陆运输、禁止第三国船只在长江航行、差别关税等，极力将西方势力排挤出去。
日本人在江城规定，凡是江城商户都要有营业执照，尤其是一些特殊的商户，必须要在市政府经济科进行登记备案，接受经济科的审查，并且日本人拥有“征发”和“收购”的权力，可以随时没收你苦心经营的事业。
日本人的手段是残忍的，是粗暴、不讲理的。
所以，齐觅山想要调查汇洋船运公司的背景非常简单。
主事人虽然是邱昌桂，但真正的出资人却是苏荣茂。
顾青知微微诧异，昨天晚上他还与苏荣茂谈论生意上的事情，今天早上，苏荣茂就送了他一份大礼。
汇洋船运公司运输的货物全部都是违禁品，顾青知根本不可能放过，并且这些违禁品要流向的地方也让顾青知好奇。
其实，不止顾青知好奇，齐觅山也很好奇苏荣茂为什么冒险运这些货。
“主任，船已经被我们的人扣下了。总务科、皇协军和经济科驻扎在码头的联合稽查队正在对货船进行检查，我们要不要派人去调查一番？”
齐觅山所说的调查，是以调查处的名义去正式进行调查。
顾青知认为这件事还有缓和的余地，不至于将动静闹得这么大。
“觅山，你让手下的兄弟仔细盯着这件事，有什么异常，尽快向我们汇报。”
然而，令顾青知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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