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大明真的早就病入膏肓了，吏治腐败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革新扭转的，再加上那沉重的外部压力，令一部分人丧失了斗志，只求今朝有酒今朝醉，就也一样没什么稀奇！
对于他们来说，救国图强这么个大命题实在太沉重了，哪里有靡费之音好听？
今朝有酒今朝醉才是生活的态度，何必去放着旖旎绚烂的好日子不过，而自找麻烦呢？
秦朗与崇祯帝毕竟是翁婿，到时候还真能手下无情吗？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各方对峙牵制，谁也灭不掉谁，谁也亡不了谁，然后再来一个僵持数十年乃至过百年的诸侯争霸呢。
比如东汉末的三国，比如东晋后的南北朝，再有李唐之后的五代十国……，这可都是现成的例子啊。
所以他们既不怕来得太早的清昼会干扰他们的好梦，也不怕消逝得太快的白天会妨碍他们的宴乐。他们家里有的是厚重细密的帷幕帘幔，可以把初升的朝暾隔绝在门窗以外，有的是灿烂辉煌的灯烛，可以把残余的夕辉延接到厅堂、卧寝之内。
对于这些人来说，早和晚，上午和下午，白昼和黑夜……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反正就是歌照唱，舞照跳，玩儿就是了。
而至于城内的底层百姓们呢，呵呵，连那些当官的都无忧无虑了，百姓们又懂得什么呢？
金陵风气奢华奢靡，上头人都载歌载酒呢，他们小老百姓可不就随波逐流么？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如此之景象从来不只南宋一例，而秦淮河里的胭脂粉气也真的不输人间天堂的美西湖的。
这就好比某黄金十年的大魔都，那当中的无数小市民会有几个人去关心民族存亡国家存亡的天下大事呢？更多是在关心自己的肚子自己的收入，关心那些与自身利益细细相关的事儿。
如今之金陵与其何其相似啊。
大街小巷的酒馆饭店里，或是在自家的饭桌上，人均生活水准比起北地百姓可好上很多的金陵小民们，吃着或许不可口但总归能填饱肚子的饭菜，条件好些的还能温上一壶黄酒，后者可是江南人刻入骨子里的挚爱啊，这小日子过的已经很是可以了。
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因为郁洲山岛的存在，年年都有大量的物资流入郁洲山岛，然后从郁洲山岛外流的各类物资也日益增多。
这金陵虽算不得贸易中心，却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
而贸易的流动是会产生出巨大的附带影响的，是会卷起一股远远超过贸易数额本身这个数字的财富大浪潮的。这其中的道理古人可能不懂，但秦朗作为一个穿越者，那是最明白不过了。
至于崇祯帝金陵重开第二基地之后，作为朝廷所在，金陵有着一个个数不清的当朝官员，有着一个个与大明一损俱损的勋贵皇亲，这消费市场立马就涌现出来了。
然后大量的商贾自然就蜂拥而入来。
金陵的消费市场扩大了，服务市场自然也跟着扩大了，金陵城里的本地人那是第一批收益者。
做一天工大几十个铜钱，过不是富裕的生活，但吃饱肚子总是不成问题的。
再有就是漕粮的问题。
崇祯帝从燕京跑到了金陵，这压在江南百姓身上二百多年的漕粮问题就得到了根本性转折。
之前的漕粮都是从南方各州省送到燕京，那是完全从江南地界上消失了，北地缺粮严重，别说江南这里的二三百万担漕粮，那就是再多出来一倍，也能给消化干净。可现在大量的粮食直接被送到了金陵。
成为了官员士兵们的俸禄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花销耗费在了江南本地。
那就间接等于让江南民间骤然多出了百万担的粮食。
甲申年间出了那大变故，可江南的粮价愣没见增长，到中秋后那粮价都还有些回落呢。这就是一证明。
再加上郁洲山岛的存在，跟一个无底洞一样，源源不断的从南方购入粮食、布匹等各类物资，如此产生出的滚动力，带动起的经济循环，可是以千万两银子计的。
说句不恰当的话，崇祯十七年一来啊，这江南淮扬之地的经济比之前还要繁盛兴旺呢。
可是大明没商税——收不到就等于无，这经贸再繁荣，也见不到毛的好处。
不过经贸的繁荣很容易就回馈到了地方，尤其是帝都。短短两年，金陵比之先前可繁华太多。
当然具体来分析，那就也少不了达官显贵们带来的好处。无论何朝何代，帝都“公务员”的消费水准总是不低的。
连带的很多小民都吃上了饱饭。
咸肉咸鱼和鱼酱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东西。
对于金陵城里的底层百姓们言，他们与郁洲山岛联系最密切的东西就是岛上出产的咸肉咸鱼和鱼酱了。
而不是岛上产的各类铁器和农具，产的卷烟、食盐等等。
咸肉咸鱼和鱼酱，很多城内百姓都离不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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