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古兹密特和约翰彼此间认识也有好多年了，所以此时自然不会出声点破这个问题。
接着待约翰全部说完。
现场的三人齐齐陷入了沉默。
哗啦啦——
盖尔曼缓慢翻动着面前的论文，脸上的表情不停在变换，反复审视着上头的内容。
过了一会儿。
盖尔曼的眼中忽然露出了一丝惊诧：
“唔.....？”
古兹密特见状眨了眨眼，连忙问道：
“默里，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盖尔曼犹豫了几秒钟，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抱歉，古兹密特先生，我只是看错了某项数据.....”
古兹密特对此倒也没怎么在意，此时此刻，他的心绪全然放到了另一个问题上：
“既然如此，两位先生，你们对这篇论文有什么看法？”
或许是担心约翰和盖尔曼没法理解自己的意思。
古兹密特顿了顿几秒钟，又解释了一句：
“唔...我是指见刊方面的一些问题。”
见刊。
听到这两个词。
无论是盖尔曼还是屈润普，二人脸上的表情立马都变得有些严肃了起来。
众所周知。
从时间段上来说。
华夏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论文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区分两个时期的节点便是建国前后。
在1920-1949年之间。
华夏其实是有不少留学生在顶刊发布过论文的。
比如说赵忠尧的正电子成果，直接上了《Nature》。
还有谈家桢先生，他在1930年和李汝祺教授在1934年便在《The American Naturalist》上发布过成果。
该文发表在该刊物Vol. 68， No. 716， pp. 252-265一期上。
这篇文章作者的署名单位为北平燕京大学生物学系...也就是Department of Biology，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标题则是【Inheritance of the Elytral Color Patterns of the Lady-Bird Beetle， Harmonia axyridis Pallas】，翻译过来大致就是异色瓢虫鞘翅斑的遗传。
虽然《The American Naturalist》的影响因子常年徘徊在4分左右，不过它在生态与进化生物学领域还是很有权威性的。
但是......
从1949年到如今这个时期的二阶段，华夏科学家所写的论文想要在国际上发表就比较困难了——这里的华夏科学家特指本土。
其中固然有兔子们自身不怎么与外界交流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由于政治局势引发的学术封锁。
所以这里的困难不仅仅是指流程，还包括了一些政治影响。
以《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为例。
从三年前创刊开始。
《Physical Review Letters》别说刊登华夏期刊了，连一封来自华夏本土的投稿都没收到呢。
半年前的某次学术聚会上，古兹密特还恰好遇到了其他几家期刊的主编。
当时留在海对面的李政道刚好发表了一篇场论相关的论文，相关讨论度很高。
于是大家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赵忠尧和钱五师这些同样出名的华夏人身上。
接着再聊着聊着。
话题便转到了那些华夏留学生回国后的情况...或者说学术成果上。
即便是此时此刻。
古兹密特都还清晰的记得某位同仁问出【你们还有收到来自华夏的投稿吗】的时候，那一位位主编齐齐摊手的情景。
当然了。
建国后来自华夏本土的论文虽然比较少，但也不是一篇都没有。
例如在1951年。
当时已经回国的华罗庚就在《Canadi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上，发表了一篇名为“On Exponential Sums Over An Algebraic Number Field”的论文。
这也是迄今有据可考的、建国后的第一篇SCI论文——当时SCI的概念还没有问世，不过《Canadi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在SCI成立的第一时间便入了SCI库。
再比如1954年的时候。
一位叫做Mamie Kwoh Wang的女士在《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发表了一篇【A Textbook for Free China】的论文。
从标题就不难看出。
这篇论文带着一定的政治色彩——还不是抹黑华夏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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