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潜携子，登门问罪，鉴于姚大郎只是被打肿了脸，连牙齿都没磕断一颗，这样的斗殴行为在大周并不适合报官，通常只是私下解决，所以姚潜虽说闹了个气势汹汹，但并没有惊动官府，可就因为他闹得太过气势汹汹，对方惊动了官府，而且惊动的人甚至还是京兆尹。
宇文盛入职政事堂，主持变法，不再适合继续担任京兆尹，如今这位京兆尹，也可以视为后族，因为他乃徐国公崔政的门生，而京兆崔将与京兆柳联姻已为众所周知，京兆尹亲自处理这等鸡毛蒜皮的纨绔斗殴事件，必然被姚潜视为后族的有意打压。
京兆尹对于自己的小题大作，当然也有说法——
纨绔于酒肆市坊争执，虽动拳脚，但未械斗，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官府可以不作理会，然而姚潜是登门寻衅，并且是聚众斗殴，这便是触犯律法的行为，涉事双方一为公侯一为士族，为防恶斗激化，京兆尹出面劝解倒也合情合理，毕竟涉事者身份均不普通，若单靠县令等属官，份量哪里足够罢止纠葛？
可姚潜气势汹汹登门理论，又怎会因京兆尹的劝解忍气吞声？若他仅只是接受对方口头上的道歉便打道回府，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非但事与愿违，甚至更会造成大势已去威风不再的印象，眼睁睁看着半生经营的人势土崩瓦解，而且就算隐忍，也并不能保有平安富贵，姚潜不愿坐以待毙，他当然要强横到底，叫嚣着要让动手的纨绔出来，负荆跪地，受三百鞭打，他才答应一笔勾销。
三百鞭，若下重手，那纨绔必定重伤，甚至可能亡于鞭下。
京兆尹当然不会认同，被姚潜的气焰激发愤慨，话说道：“贵府大郎，常与人因口舌之争便拳脚相殴，该当多少鞭责？”
事件到了后来，演变成姚潜与京兆尹之间的争执，虽说因为金吾卫及时到场，姚潜到底不敢鼓动家人壮仆械斗，最终也只能忍气吞声而归，但勋国公嚣张的气焰却在数日之间，便使市井皆闻。
那些曾在姚大郎拳脚之下吃亏的纨绔之徒，眼见着有望报仇血恨，当然会不遗余力推波助澜，巴不得姚氏父子就此遗臭万年，成为千夫所指。
于是市井之中，逐渐流传开一首童谣。
“勋国公，好威风，侍强敢斥京兆公，未知相继失燕赵，节节败退丢甘州，凭何无罪反居功？月耗洗浴十万钱，马草堆填大明宫，石崇王恺若有知，亦当羞愧掩面走。”
有一段时间，市井酒肆津津乐道，尽是姚潜的成事不足，以及与成事不足毫不相称的富贵显赫，关于姚氏一门穷奢极侈的生活，被夸大十倍渲染，勋国公府一时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但不甘寂寞的姚氏子弟，仍然日日出没于酒肆青楼，当闻物议，屡生争执，甚至针对质疑，吼出“非我姚家父子，燕赵岂复？营州岂复？潘逆岂平？”之语，这不仅坐实横行霸道的指控，而且还授人话柄——
燕赵得复、营州得复、潘逆受诛，这明明是当今圣上以及燕国公部军士的功劳，与姚家何干？姚家竟敢贪天之功居为己有，如此寡廉鲜耻、卑鄙龌龊简直闻所未闻。
终于有御史言官具奏弹劾，列举姚潜多项疏错，主张朝廷重惩，以平臣民怨愤。
谢饶平早闻碎语，知道太后与姚潜间的风流韵事，虽说深恨姚潜贪婪无耻，然做为太后的死忠，他当然也明白在此艰难时刻不能自相残杀的道理，与韦元平力保姚潜，认为御史乃空口无凭，姚潜并没有行为违律之恶，不应受惩，然而这时的政事堂，已经不再受谢、韦二人主导掌控，有更多人主张惩处姚潜，以正朝纲，几番争论不决，理当上呈天听，报天子决断。
贺烨质问谢、韦二相：“尔等认为，我大周律条，唯仗势欺民、贪赃枉法才该惩治？姚氏子弟，仗着出身公府，屡屡寻衅滋事殴斗伤人便不算触律？姚潜非但不加责管，甚至聚众闹事，私闯他人宅邸，当众辱斥京兆尹，这又岂只教子不严之过？甘州之役，姚潜身为主将，战败失守，导致国都危难半壁江山几乎沦丧于敌，论罪该当处死！然太后已然赦免其罪，朕亦只是夺其兵权责其思过而已，难道还不算宽容大度？”
又重重一击御案：“然则，姚潜非但不曾悔过，竟仍穷奢极侈、横行霸道，触犯众怒为世所不容，谢相、韦相却仍为这么个忘恩负义肆行暴虐之徒开脱辩护？朕问你们，姚潜到底有多少功劳，多大才干，这么一个无才无德百无是处之人，有何资格再为人臣，居高职，享厚禄？”
谢饶平、韦元平哑口无语，姚潜理所当然便被免官罢职，只是他到底还有勋国公的爵位，依大周律，未行十恶之罪，不得夺除。
然而不居官职者，依照新法皆为纳税之户，姚潜一旦被罢职，官府自然便要依律察核其田宅资产，录定征收税赋，这对于失去亲谊供奉以及皇家恩赏，原本便觉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的姚潜而言，更如雪上加霜，他哪里甘心被定为上上等，“凭白无故”又再损失一大笔财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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