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娘未至太原时便明白，要想顺利推行新政，关键便看能否得到世族支持，尤其是太原四姓，若能得到他们的协助，可谓事半功倍，但她固然知道打动孟、柳、甄、祝四族必须是政治利益，总不能一上来便开诚布公信誓旦旦——那也得让人家相信你那些空口承诺不是？
所以她并没急着笼络四姓，只除了对甄夫人的示诚给予些微回应之外。
她第一件做的事，其实是安抚百姓，先奠定晋王府的民意基础，不让毛维党有机会煽动百姓暴乱。
别看韦太后及其党羽并不真正在意民心，一旦太原动乱，民众抵制征兵令以及新政，毛维党立即便会将责任推给新政系，太后为了不担当“暴戾不仁”之罪名，必定会厉惩新政系平息动乱——世上之事，往往就是这样玄奇，有史以来，鲜少有平民谋逆能够霸取江山，但只要发生民乱，不管最终有没有被镇压，执政者几乎都会被史家质疑：定是为君者不仁，倒行逆施，方会引发民乱，是君逼民反。而鲜少有史家批评民众谋逆，倒是贵族造反失败，往往会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非君主之过。
正是因为史笔对平民的宽容，那些在意名誉史评的执政者，就算不是真正仁德爱民，行事往往也会有所收敛，当恶果造成，立即便会用“贪奸”正法，将黑锅扣在他人头上，以为自己便能逃脱史笔的谴责。
十一娘像是会背黑锅的人？
她如果不能首先安定民心，那么便根本没有实力与毛维一战了。
所以她的第一步，是让陆离借着清察不法打击豪霸之事，率先竖立新政系公正无私的形象，第一个撞上枪口的人就是于墉，当然他也仅仅是个倒霉的替死鬼而已。
民心得到安定，至少能让太原四姓清楚新政系的能力，不需要十一娘主动笼络，他们便会暗中衡量，至少确定新政系可以与毛维党一战，不急着向毛维投诚。
而毛维的种种阴谋，均被晋王妃一一粉碎，这无疑让四姓更加确定，投诚晋王妃，的确能够让他们获得莫大利益，在这样的利益面前，钱财损失不值一提。
晋王妃于是得到了四姓之三的鼎力支持，就连太原祝，虽然没有公然示诚，但也主动与毛维划清界限，这样一来，世族这个群体便不会抵抗新政了。
接下来是一部分可以争取的豪族，王妃也让他们看到了能够弥补赋税损失的利益，当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新法，少部分人就不足为虑了。
其实简而总之，关键就是二字——利益！
那么为什么太原府的经验没有可复制性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十一娘这个新政系的首脑人物，并无可能担当全面变法的官职，除非韦太后情愿废了当今天子，让贺烨登上帝位，十一娘方才可能以皇后之名，号令天下臣民听服。
不说这个前提简直就是天方夜潭，就算韦太后吃错了药，让晋王妃成为大周皇后，十一娘也并不可能满足天下豪贵的欲望，除非用武力逼令臣服，然而眼下，外患未除，内忧繁多，即便座上天子换成贺烨，十一娘将韦太后取而代之，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威慑群臣，使天下豪贵心甘情愿让利。
全面变法，损失的可不是一府几州世族私利，就算朝廷许以天下世族“政治利益”，世族们也不傻，试问有限的官职，怎能满足普天之下世族子弟？这就好比有一个大饼，平分给成千上万的人，安能让人餍足？
不似太原世族，至少有晋王妃助益，相比其余州府世族，能够获得更多的优势，也就是说，这个“大饼”只能满足部分世族，而不能引起所有世族垂涎三尺。
见孟九嫂恍然彻悟，却似乎懊恼沮丧，甚至还带着些羞愧的神情，十一娘长叹一声：“太后纵然知道新法对百姓有利，然而朝堂之上，对新法心怀抵触之官员的确不少，更莫说广大豪贵，全面变法太过艰难了，不能操之过急，可财政之困却是迫在眉睫，万万不能靠变法立即缓解。”
“可广设官窑确为弊政，难道真要视若无睹，眼看着民不聊生、祸乱四起？”孟九嫂也是一声长叹。
“九嫂笃言设窑令为弊政，我且一问，太原府同样实行此令，可有造成民怨沸腾？”
孟九嫂心中便是一亮：“是这道理！看来政令是利是弊，需得落实在真正执行者身上，王妃大可向太后举告，有地方官员不顾民生，逼令窑役者苦作，以致疾伤者无数，甚至不让窑役吃饱着暖，待之有若刑徒！”
“太后若问我，为何人在太原，却能察知别处之事？”
“王妃可以向太后解释，是听逃亡来太原之百姓揭发。”
“风闻奏事，仅为御史之权，我是否御史？若毫无凭据之下，便举劾朝廷命官，必定会被反扣上陷构之罪。”
孟九嫂不由怔住。
“若我私下察核，亦为越权，同样授人以柄。”十一娘再道：“孟九嫂可知，如今监管官窑职事者，并非各地官衙，而是朝廷委派器办使，而这一些人，多为提倡广设官窑那位徐侍郎及其党属亲朋，勋贵子弟占据绝大多数，又有一些虽得门荫，然而久未获实职之世族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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