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王妃固然烦忙，毛大尹最近也不清闲，他这一套挑拨离间的连环计杀固然未见成效，却也终于闹得十一娘烦不胜烦，为了不让毛维再有闲睱暗中憋坏，十一娘也专门为他找了些事务操心，具体说来，便是通过内奸纪伦的嘴巴，让毛维得知她有意斩其臂膀的计划。
先是那刘力，这个司法官，被陆离指定主审唐迁污告案，可有吴三好父子的口供，刘力自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唐迁洗脱罪名，偏偏这回，毛维依然交待他尽力坐实甄守律的罪责，至少要保唐迁不受刑罪，刘力想破了头，也想不出应对之策，于墉如今尚且等候处责，有此前车之鉴，刘力难免瞻前顾后，于是只好“不慎风寒”，告了病假。
这案子最终还是陆离主审，结果当然是唐迁获刑，因涉及吴家隐私，没有公审，只将判决公之于众，平民百姓皆为信服，固然有一些毛维党徒质疑，然而就连众多世家子弟也确信甄守律清白无辜，舆论成为一边倒的趋势，很快这件一度引起热议的案子，便风平浪静了。
可刘力“病愈”之后，却再也难以复职，薛少尹直言：“刘司法身体嬴弱，不堪刑案烦重，本官已经上报吏部，建议另授太原府司法，或许不久便有调令，刘司法还是安心养病吧。”
刘力如遭雷劈，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的规避，竟然还是逃不过晋王系的打压，声泪俱下地恳求毛维“主持公道”，毛维虽然对刘力的胆小怕事心怀不满，却也不能容忍晋王系的挑衅，正忙着与薛少尹打笔墨官司。
另一桩便是阳曲令及另两个与纪伦“政见不合”者，也被晋王系盯紧，正在暗察其把柄，意图发动弹劾，毛维深知这三人虽然没有行为杀人害命的恶行，贪赃枉法的事情却实实在在，自然又要忙着消灭罪证。
这样一来，虽然听说了祝家婢女自绝晋王府门前，王妃对刘氏苛虐继女一案却不闻不问，毛维也没有闲睱分心，事实上他听陈百加信心十足提说此计时，便很不以为然，因为早前那么多挑拨离间的手段，均被晋王妃一一破解，唯一成效便是纪伦得获信任，毛维并不认为陈氏能够得逞，但他却也没有阻止此事，故而闻知这个结果，也就是撇了撇嘴，道声“果然如此”罢了。
毛维眼下最为关心的是朝廷刚刚送达“开设官窑”之诏书。
他对此诏书简直可谓盼望良久，一当接获，迫不及待便召集属官商议，当然，这回会议，针对的主要是陆离。
大周官窑所在地原都集中于京畿，当然这并不代表地方便没有工窑，比如越州、鼎州等地，其实烧制的瓷器也十分精美，太原亦有商贾开设的民窑，主产白瓷、琉璃，然而这些工窑却不被官方控制，烧制成品除了缴纳商税以外，赢利也都属于商贾，朝廷广设官窑的诏令一下，对各地民窑虽然不至于产生冲击，但必定会征召工匠，前期设建工窑也需要一笔开支。
“此事可不能耽搁，只设建工窑所耗物资从何而出，窑工从何处征得，这都需要王妃拿个主意。”毛维知道晋王是个摆设，眼下说话也直截了当起来：“虽府衙还有一些库蓄，一来要支付官吏薪资，维持各司运转，二来防备着前方军需不足时，买调粮粟补给，可不能任意支用，本官也知道王妃难处，眼看着补恤军属还有一大笔亏空，又得烦难这么一笔……”
毛维长叹一声，心里却实在兴灾乐祸。
毛趋紧跟着建议：“事有缓急之分，补恤军属之事还是暂时搁置为好，下官大约估算了一下，设窑十口，至少需征千名工匠，又非仅为劳力即可，故至少需百名大匠，这一群人，得向民窑强征，窑场看防薄弱，故窑工不能为刑徒，又因官窑一旦设置，劳工便需长期服役，不能仅只依靠役民，是以其余工匠，也只能强征良籍之民。”
别看这时税法规定了百姓每年服役的日期，但往往朝廷诏令一下，官府便有了强征的借口，律令体现的是君主意志，维护的也是君国利益，并不是平民百姓的保障，毛趋这提议看似无可厚非，而且笃定了晋王系不敢抗令。
然而一旦强征工匠，必然便会造成民怨沸腾，这大大有违晋王系公正无私体恤民情的自我标榜。
其实相较越州等产窑盛地，太原府只分配了十座官窑，已经算是太后格外“开恩”了，官窑制品历来是满足皇室所需，或用于赏赐贵族官员以及各国礼品，从形制到质量均有严格要求，不合规制的成品统统报废，有时甚至满窑皆为废品，产量太小，必须广设，才能满足太后利用大周官窑敛财的“国政”，可这一诏令下达，举国上下，至少十万良籍沦为工匠。
如若工匠均能得以衣食无忧，此政也并非大谬，然而其实设窑令只限京畿时，因为徐修能、柴取等等“督促有方”，累死之工匠尽然便达数百，而一旦被征为窑工，便与家人妻小骨肉分离，甚至连父母过世，亦不能回家服丧，可谓一入窑场，生离死别，与服刑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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